奶、大小姐等等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她们常到我家中来，我也渐渐与她们熟悉，对她们的性格有所了解。大革命时在武汉，我又遇到了不少这样类型的女性。她们有知识分子的共同特点，但性格又不相同，有静女士型的，有慧女士型的。这些就成为我写作的材料。《幻灭》的主人公是静女士，写静女士的不断幻灭。静女士是一个天真的梦想家，当她被卷进革命的潮流时，她对革命充满幻想，以为革命是很容易的，一经发动，就不会有失败和挫折，因此在革命高xdx潮中她很热情；可是一旦遇到挫折和失败，她就受不了，觉得一切都完了。《幻灭》中最后出现的成为静女士的很大安慰的，是连长强惟力，她觉得强连长给了她理想的美满的生活，可是强连长上前线去了，静女士终于在恋爱上也幻灭了。慧女士不同，慧女士在革命失败时同样悲观、失望、动摇，但她不会幻灭，她将通过自己的生活方式找到安慰。
强连长这人有一小部分是有模特儿的，这就是顾仲起。大概在一九二三年，《小说月报》已由郑振铎接编，有一个人常给《小说月报》投稿，写一些短篇，描写下层生活，这人就是顾仲起。他是南通师范学校的学生，因为参加学生运动被学校开除了。他的家庭很顽固，父亲大骂他，他一起就离家出走到上海，在码头上当搬运工人，也做过其他各种杂工，同时他就给《小说月报》投稿。郑振铎了解了他的情形后，原想把他介绍到商务当个小编辑，但商务不缺人。郑就找我商量，说黄起军校正招生，能否把他介绍去？我就写了介绍信，我们还凑了点钱给他作路费。那是一九二五年初。两星期后，他给我们来了一封信，说他要上前线打仗去了。记得我当时还写了一篇文章叫《现成的希望》，对这位有着丰富下层生活经验的青年作者寄予很大的期望。后来我们再没有得到他的消息。可是一九二七年我在武汉时，他突然来找我，这时他已经是个连长。他说，一九二六年初我在广州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工作时，他正在东江打陈炯明，那时是个班长，东江战役结束就升为排长，北伐开始要扩充军队，他又提升为连长，现在在第四军某师。我问他对时局有何感想，他说，他对这些不感兴趣，军人只管打仗。他说：“打仗是件痛快的事，是个刺激，一仗打下来，死了的就算了，不死就能升官，我究竟什么时候死也不知道，所以对时局如何，不曾想过。"我觉得奇怪，他在上海写小说时还有一些理想和反抗思想，何以现在变成这样了？他告诉我，他仍在写东西，并拿出一本名叫《红光》的诗集原稿给我看，要我写一篇序。那时，我正与孙伏园筹组文学团体"上游社"，就拉他列名为发起人。顾仲起住在旅馆里，有一次我去看他，他忽然叫来了几个妓女，同她们随便谈了一会儿，又叫她们走了。当时军人是不准叫妓女的。我问旅馆的茶房。茶房说，这位客人几乎天天如此，叫妓女来，跟她们谈一阵，又让她们走，从不留一个过夜。原来他叫妓女也是为了寻求精神上的刺激。《幻灭》中的强连长就有一小部分取材于顾仲起，写这样的一种人对革命的幻灭。
我用了不到两个星期写完了《幻灭》的前半部，打算先给叶圣陶看一看，便随手写了个笔名"矛盾"，因为原来用的笔名如"玄珠"、“郎损"等，这时候都不能用了。为什么取"矛盾"二字，我在一九五七年写的《蚀》的新版"后记"中，写过一段说明，现在就抄在下面：
“五四"以后，我接触的人和事一天一天多而复杂，同
时也逐渐理解到那时渐成为流行语的"矛盾"一词的实
际；一九二七年上半年我在武汉又经历了较前更深更广
的生活，不但看到了更多的革命与反革命的矛盾，也看到
了革命阵营内部的矛盾，尤其清楚地认识到小资产阶级
知识分子在这大变动时代的矛盾，而且，自然也不会不看
到我自己生活上、思想中也有很大的矛盾。但是，那时候，
我又看到有不少人们思想上实在有矛盾，甚至言行也有
矛盾，却又总自以为自己没有矛盾，常常侃侃而谈，教训
别人，——我对这样的人就不大能够理解，也有点觉得这
也是"掩耳盗铃"之一种表现。大概是带点讽刺别人也嘲
笑自己的文人积习罢，于是我取了"矛盾"二字作为笔名。
但后来还是带了草头出现，那是我所料不到的。
这草头就是叶圣陶给我加上的。原来我把《幻灭》的前半部原稿交给了圣陶后，第二天他就来找我了，说，写得好，《小说月报》正缺这样的稿件，就准备登在九月份的杂志上，今天就发稿。我吃惊道，小说还没有写完呢！他说不妨事，九月号登一半，十月号再登后一半，又解释道，九月号再有十天就要出版，等你写完是来不及的。我只好同意。他又说，这笔名"矛盾"一看就知道是假名，如果国民党方面有人来查问原作者，我们就为难了，不如"矛"上加个草头，“茅"姓甚多，不会引起注意。我也同意了。这样，就用了茅盾这笔名。
十月上旬写完《幻灭》，我从头看了一遍，觉得结构松散，没有很好地利用这份素材。但再作大的修改已不可能，也无此心情，不如写下一平时，对全篇布局多加注意。但是我正要构思《动摇》，圣陶却又来约我写评论文章了。他说，《小说月报》缺这方面的稿件，而我正是"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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