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手"。他建议我写鲁迅论。我同意了。但第一篇写出来的却是《王鲁彦论》。我这是避难就易。全面评论一个作家，我也是初次。对王鲁彦的作品，评论界的意见比较一致，不难写；而对鲁迅的作品，评论界往往有截然相反的意见，必须深思熟虑，使自己的论点站得住。所以第二七我才写了《鲁迅论》。可是，在十一月份的《小说月报》上首先登出来的却仍旧是《鲁迅论》，因为叶圣陶从编辑的角度考虑，认为还是用鲁迅来打头炮比较好，而且那时鲁迅刚从香港来到上海，也有欢迎他的意思。《鲁迅论》我署的笔名是“方璧"，这是从"玄珠"演化来的。没有署"茅盾"，署了"茅盾"人家就容易猜到茅盾就是我了。在这评论文中，我论述了鲁迅的小说和杂文。我说，读鲁迅的小说，能引起我们极深切的同情：“我们跟着单四嫂子悲哀，我们爱那个懒散苟活的孔乙己，我们忘不了那负着生活的重担麻木着的闰土，我们的心为祥林嫂而沉重，我们以紧张的心情追随着爱姑的冒险，我们鄙夷然而又怜悯又爱那阿Q……我们只觉得这是中国的，这正是中国现在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们的思想和生活。”“这些老中国的儿女的灵魂上，负着几千年的传统的重担子，他们的面目是可憎的，他们的生活是可以咒诅的，然而你不能不承认他们的存在，并且不能不懔懔地反省自己的灵魂究竟已否完全脱卸了几千年传统的重担。"我以为《呐喊》和《彷徨》所以值得并且逼迫我们一遍一遍地翻读而不厌倦，原因就在这里。我又说，喜欢读鲁迅小说的人们，还应该去读鲁迅的杂文，因为鲁迅的杂文能帮助我们更加明白小说的意义。如果小说里有反面的解释，那么杂文就是正面的说明。鲁迅的杂文充满了反抗的呼声和无情的剥露，“反抗一切的压迫，剥露一切的虚伪！"从鲁迅的杂文，可以看到他胸中燃着青春之火，看到他是青年最好的导师，虽然他不肯自认。鲁迅从不板起脸教训青年，然而却随时在指引青年如何生活和行动。他鼓励青年"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他鼓励青年去除旧革新，争生存不能苟活，求温饱不尚奢侈，要发展不是放纵。但是他又告诫青年要学会“韧性"，而且他也不赞成无谓的牺牲。在文章中我还认为鲁迅之为鲁迅，在于他"老实不客气的剥脱我们男男女女，同时他也老实不客气的剥脱自己"。我说，“人类原是十分不完全的东西，全璧的圣人是没有的。但是赤裸裸地把自己剥露了给世人看，在现在这世间，可惜竟不多了。鲁迅板着脸，专剥露别人的虚伪的外套，然而我们并不以为可厌，就因为他也严格地自己批评自己分析呵！"我说，鲁迅虽然"没有呼喊无产阶级最革命的口号"，但是我们却看到他有"一颗质朴的心，热而且跳的心”。这评论文，现在看来，对于鲁迅作品的评价还很不够，分析也肤浅，但在当时却被人责为"一味吹捧"。
十月八日，鲁迅搬到景云里来了，住在23号，他家前门正对着我家的后门。过了两天，周建人陪鲁迅来看我。这是我第二次见到鲁迅，第一次见面是一年前他去厦门大学路过上海的时候，郑振铎在"消闲别墅"请鲁迅吃饭，我是陪客之一，当时只寒暄了几句。这一次见面，我们谈得就多些。我向他表示歉意，因为通缉令在身，虽知他已来上海，而且同住在景云里，却未能去拜会。鲁迅笑道，所以我和三弟到府上来，免得走漏风声。我谈到了我在武汉的经历以及大革命的失败，鲁迅则谈了半年来在广州的见闻，大家感慨颇多。他说革命看来是处于低潮了，并且对于当时流行的革命仍在不断高涨的论调表示不理解。他说他要在上海定居下来，不打算再教书了。他已看到了登在《小说月报》上的《幻灭》前半部，就问我今后作何打算？我说正考虑写第二七小说，是正面反映大革命的。至于今后怎么办，也许要长期蛰居地下，靠卖文维持生活了。
第二七就是《动摇》。《动摇》是经过冷静的思索，比较有计划写的。是要借写武汉政府下湖北一个小县城里发生的事情，来影射武汉大革命的动乱，利用县城的小场面，由小见大。是要写大革命时期一大部分人对革命的心理状态，他们动摇于左右之间，也动摇于成功或者失败之间。《动摇》里的重要人物，国民党"左派"方罗兰，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动摇的结果是思想上的矛盾、迷惘乃至错乱。另一个重要人物是土豪劣绅的代表胡国光，他混进革命阵营，却以极左的面貌大肆活动，当时议论纷纷的所谓"过火行为"，很多就是胡国光这班人制造的。他们以比共产党人还要"左"的面貌出现，从而破坏共产党的声誉，破坏革命，然后本相毕露，血腥镇压革命。《动摇》的生活素材，取自我主编《汉口民国日报》时听到和看到的，可以说，我在《动摇》中只不过反映了当时湖北各县发生的骇人听闻的白色恐怖的一鳞半爪。《动摇》就是如实地写了革命的失败和反革命的胜利。我没有离开现实，平空制造光明的前景，我也没有写正面人物，我只写了一个李克，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这样的党员我见过不少，但我没有重笔写他，因为在《动摇》中，李克也无回天之力，革命失败的责任只能让方罗兰们去承担。
《动摇》用一个半月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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