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莱特整天都在热火朝天地给期末试卷评分，弗洛伦斯的日常练习让她不胜其扰——比如反复弹奏音阶和琶音啦，操练操练双音啦，做几个记谱测试啦。维奥莱特用的词儿是“叽叽喳喳”，好比说，“亲爱的，我今天的活还没干完呢。
你能不能忍着点儿，把你那套叽叽喳喳的玩意留到茶点时间之后再鼓捣？”那本应是个善意的玩笑，可是碰巧弗洛伦斯那个礼拜有点不对劲，动不动就发火，就把这句话当成了进一步的凭证，表明母亲对她的职业不满意，而且，因为她对音乐总体上就没好感，所以对弗洛伦斯本人也生出了敌意。
她知道对母亲应该有点同情心。母亲五音不全的程度实在离谱，连一首曲子都记不住，如果脱离语境，哪怕是国歌和生日歌，她都分不清楚。她属于那种说不出一个音符跟另一个音符之间究竟孰高孰低的人。这可是跟畸形足、兔唇不相上下的缺憾与不幸，不过，在肯辛顿[11]相对自由的环境里呆过以后，弗洛伦斯觉得家里的生活多少有点压抑，就怎么也调动不起自己的同情心了。
比方说，她并不介意每天早晨整理床铺——她向来如此——可她讨厌每天早餐时被人追问到底有没有整理过。出门在外时，父亲常常唤起她种种矛盾的情感。有时候她觉得对他的肢体颇为抵触，简直一看到他就受不了——他那微微闪光的秃顶，小小的白皙的手，他那层出不穷的做大生意多挣钱的花招。
还有他高亢的男高音，恩威并施的口气，匪夷所思的重音分布。她讨厌听到他热情洋溢地闲扯那艘被他寄存在普尔港的船——船名荒唐得紧，叫什么“小糖果”。他对某种新款船帆、某种“由船至岸的无线电”以及某种特殊的游艇漆的描述，总是会让她着恼。
她十二三岁的时候，他带着她出过几次海，横穿过海峡，直到瑟堡附近的卡特雷。关于那几趟旅行，后来他们谁也没提。他再也没叫她去过，而她也挺高兴。然而，有时候，一阵关切之情掺杂着内疚的爱意涌上心头，她会在他坐着的时候张开双臂，从背后抱住他的脖子，亲亲他的头顶，再用鼻子蹭蹭他，她很喜欢他身上那股清清爽爽的香味。
她会把这全套动作都做完，事后又为此觉得自己很可厌。而她的妹妹也让她看不惯，非但新学了伦敦东区口音，而且渐渐积累起对钢琴愚钝不堪的资质。既然露丝在酒吧里装着连四拍子都不会数，她们俩又怎么才能达到父亲的要求、替他演奏一支苏泽[12]的进行曲呢？
一如往常，弗洛伦斯善于不让她的家人看穿自己的情感。这根本不需要费什么劲——无论何时，只要有可能走得比较含蓄，她就干脆抽身离开房间，然后她会很高兴，因为她对父母或者妹妹既没有恶语相向，也没有出口伤人；否则她会内疚得彻夜难眠。
她时常提醒自己，她是那么爱自己的家，这样很管用，能引诱她闭上嘴。她很清楚，人跟人会吵架，甚至会闹得天翻地覆，然后又会和好如初。可是她不晓得该怎么开始——她就是没有那个技巧，不懂该怎么消解误会，而且她向来不太相信，伤人的话一旦出口，还能再收回去，或者忘得精光。
最好还是把事情处理得简单点。于是她只能怪自己不好，每每此时，她便觉得自己活像是报上的某个卡通人物，两只耳朵嘶嘶地往外淌水。何况她还有别的顾虑。她究竟是该跑到一家外省的管弦乐团去干一份后勤文职工作呢——但凡能挤进伯恩茅斯交响乐团，她就算很走运了——还是应该靠她父母，说白了就是靠她父亲再供养一年，好将弦乐四重奏张罗起来，接下第一宗演出邀约？
那样就意味着吃住都得在伦敦，可她不愿意向杰弗里多要钱。大提琴手查尔斯·洛德威倒是乐意将父母家空着的那间卧室借给她，可他是个神情阴郁、神经兮兮的家伙，他的目光会越过乐谱架，定定地、意味深长地凝视她。但凡在他这里借宿，她就得仰其鼻息。
她晓得只要她张口，有一份全职工作随时能到手——她可以在南伦敦一家破败的大饭店里加入一个“棕榈院”式的三重奏[13]。对于届时必须演奏的音乐种类，她倒是没什么顾虑——反正也没人听——然而，出于某种本能，或者说根本就是势利眼在作怪吧，她认定，克罗伊登[14]是个既不能居住也不能靠近的地方。
她说服自己，她在学院里的考试成绩能帮着她决定何去何从，于是，就像往东十五英里之外，呆在那片树木葱茏的山区里的爱德华一样，近来她也把自己困进了某种“候见室”，焦躁不安地等着她的人生次第展开。回想在学院里，弗洛伦斯从一个女中学生脱胎换骨，诸般蜕变似乎都未曾引起家人的注意。
她渐渐发觉，父母的政治主张实在叫人反感，如今她至少能由着自己的性子在饭桌上公开唱反调了。于是，在那些漫长的夏夜里，大小争论绵延不息。这可以算是某种发泄，但这样的对话通常也弄得她很不耐烦。对于女儿加入核裁军委员会的事儿，维奥莱特倒是真的很感兴趣，可是弗洛伦斯觉得，有这么一位哲学家母亲，实在叫人厌烦。
她先是听完女儿的话，然后发表自己的意见，装出一副镇定自若——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哀其不幸的样子，惹得女儿火冒三丈。她说苏联是一个愤世嫉俗的暴力政权，是一个残酷无情的国家，其一手策划的种族清洗，规模甚至比纳粹德国有过之而无不及，此外还控制着一系列庞大的、简直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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