夷所思的政治犯集中营。接着,她又说起公审大会,审查制度,以及法制的欠缺。苏联践踏了人格尊严和基本人权,对于周边地区,它是令人窒息的侵占者——维奥莱特在学术圈结交的朋友里,既有匈牙利人,也有捷克人——也是狂热的领土扩张主义者,一定得像反抗希特勒一样反抗它。
如果因为我们没有坦克和人力来捍卫北德平原,所以无法与其抗衡,那么也一定得抵制它。再过几个月,她就会把矛头指向柏林墙的建成,声称证据就此完备——共产主义帝国如今已经成了一座庞大的监狱。弗洛伦斯打心眼里认为,苏联纵然有千般错处——毫无疑问,与其说那是用心险恶的步步为营,倒不如讲它笨头笨脑,效率低下,处处设防——然而究其根本,在世界范围内,它是一股创造福祉的势力。
它曾经,而且向来都谋求解放被压迫者,勇于反抗法西斯主义和贪婪的资本主义的蹂躏。拿它与纳粹德国相提并论,真叫她恶心。在维奥莱特的理论中,她认出了典型的亲美宣传口径。她对母亲很失望,甚至还把这话说出了口。
至于她父亲的观点,不过就是生意人的那点觉悟罢了。若是灌下半瓶酒,他遣词造句就会显得尖锐一点:哈罗德·麦克米伦一点儿劲都没使便放弃了帝国,他是个傻瓜;没有强行对工会限薪,他是个大傻瓜;对欧洲佬卑躬屈膝,求着加入他们那个用心险恶的俱乐部,他真是个可怜巴巴的大傻瓜。
弗洛伦斯发觉,跟杰弗里对着干更难。在她幼时享受的种种特权中,最突出的就是那份热烈的、原本也许该倾注在一个兄弟、一个儿子身上的关切。去年夏天,她父亲下班后定时开着他的“汉堡”车来接她,好让她一过二十一岁生日就能拿到驾驶执照。
可她没通过。从五岁开始上小提琴课,暑假里在一所专业学校里进修,还有滑雪课、网球课和被她断然拒绝的飞行课。除此之外,还有那些旅行:就他们两个人,在阿尔卑斯山、内华达山和比利牛斯山远足,那些特别招待会,那些到欧陆城市里住一晚的商务旅行——在那些城市里,她和杰弗里总是住最高级的饭店。
正午刚过,弗洛伦斯跟母亲闹了场无声的别扭,起因是一件鸡毛蒜皮的家务事——维奥莱特对女儿使用洗衣机的方式有点不以为然,于是弗洛伦斯说她要去寄封信,不在家吃午饭了,然后扬长而去。她在班布里路口向南拐,直奔市中心而去,心里隐隐期待着到装有顶棚的露天市场里逛逛,没准儿能撞见中学里的老同学。
也可以在那里买个面包卷,跑到基督堂草坪,在树阴下、河水边吃掉它。她在圣吉尔斯大街注意到那块招牌时,比爱德华早了十五分钟,然后心不在焉地漫步进门。当时她满脑子都在想自己的母亲。在学生宿舍里和那些可亲可爱的朋友们厮混许久,再回到家里,她发觉,自己和母亲在肢体上是何等疏远。
即便在弗洛伦斯小时候,她也从来没吻过她,没抱过她。维奥莱特几乎从来没碰过自己的女儿。或许这样也挺好。她这人瘦骨嶙峋,说实在的,弗洛伦斯对她的爱抚没什么渴望。即便从现在开始,也太迟了。用了几分钟,弗洛伦斯从阳光下走进大厅里,她发觉,显然,走进门来是犯了个错。
就在眼睛适应光线的当口,她用那种漫不经心的、仿佛在“阿什莫林博物馆”看银器的目光将四周打量了一番。突然间,一个北牛津的男孩从黑咕隆咚的地方冒出来,把她给困住了,此人二十二岁,戴一副眼镜,形容憔悴,名字她已经不记得了。
他连句开场白都没有,就冲着她描述起来,说只要有一颗氢弹落在牛津,就会出现怎样怎样的后果。约莫十年前,他们俩都只有十三岁,他曾经邀请她去过他位于帕克镇的家(与此地仅隔三条街),让她膜拜一个名叫电视机的新玩意儿,那是她头一回看电视。
雕花的桃花心木门板上嵌着一方小小的灰蒙蒙的屏幕,上面有个穿着无尾礼服的男人坐在一张书桌前,看起来整个画面上都飞舞着狂风暴雪。弗洛伦斯觉得这是个毫无前途可言的荒唐的新发明,不过自此以后,这个小子——约翰?
大卫?迈克尔?——似乎认定她欠了他的情,喏,现在他又来讨债了。他夹在胳膊下面的两百本宣传册宣布了牛津的命运。他想让她帮着在镇上散发散发。他凑过来的时候,他发乳的香气整个儿裹住了她的脸。在昏暗的灯光下,他那纸一般薄的脸上的黄疸微微闪光,双眼被厚厚的镜片一遮,成了窄窄的黑缝。
弗洛伦斯不想显得很无礼,只能把脸扭做一团,用力做了个鬼脸。瘦高个的男人总有点叫人着迷的地方,他们的骨头和喉结如此一目了然地在皮肤底下抽搐,还有长得像鸟一般的面孔,俯下身子、如同饿鸟扑食般的姿势。他正在描述的弹坑有半英里宽,一百英尺深。
放射线会把牛津弄得一万年都没法靠近。话说到这份上,已经越来越像一份判决书。然而,事实上,屋外,城市在初夏的树叶中美得如火如荼,太阳晒暖了蜜色的科茨沃德石,基督堂草坪也正是光彩照人的时候。而在这个大厅里,她的视线只能越过小伙子窄窄的肩膀,看到几个人影在昏黄的光线里动来动去,一边窃窃低语,一边摆椅子,然后,她看见爱德华,向她走来。
隔了好多个礼拜之后,又是炎热的一天,他们在“切维尔”租了艘平底船,顺流直上到“维基装备”码头,然后回过头来向下漂回船屋。半路上,他们靠着一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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