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常，以至于别人压根儿就不提，无非是与凡人俗事亲近热络，与自己的需求和欲望息息相通罢了。这些年来，她既封闭在自我中独处，又匪夷所思地隔绝于自我之外，从来都既不想、也不敢回头看一眼。就在那间有石砌的地面、有沉重而低矮的房梁，还响着回声的大厅里，就在她和爱德华邂逅的头几秒，在他们四目相接的一瞬间，他们之间的问题，已经存在。
他生于一九四〇年七月，就是不列颠之战[15]开打的那个礼拜。后来，他父亲莱昂奈尔会跟他讲，就在那两个月的夏日时光里，历史屏住了呼吸，须臾间便定下了日后德语会不会成为爱德华的母语。直到十岁生日时，他才发觉这种说法也只能姑妄听之——举个例子，在被敌军侵占的法国各地，孩子们还是照样说法语。
“特维尔荒原”连一个小村子都算不上，更像是一小片农舍，零星分布在树林里，分布在特维尔村高处那道宽阔山岭上的一块公用地上。时至三十年代末，切尔顿山东北角，连同三十英里之外的伦敦一角，都被四处蔓延的城市风貌所侵占，已俨然成了一处郊外天堂。
然而，在西南角，在比肯山南部（有朝一日，此地将会出现一条滚滚奔驰着汽车和卡车的高速公路，陡然向下，穿过一条白垩土近道，径直通往伯明翰），彼时大体上还是一成不变。就在梅休家的农舍附近，沿着一条印着车辙的陡峭的倾斜弯道穿过一片山毛榉林，再经过斯皮内农场，就到了沃姆斯利山谷，这山谷宛若一个穷乡僻壤里的美人儿——有位从此地路过的作家写道——被一户姓费恩的农家掌管了数百年。
一九四〇年，梅休家的农舍仍然从一口井里汲水，然后一路提到阁楼上，倒进一个储水池里。家族传奇里有一节如是说：正当举国准备面对希特勒的入侵时，爱德华降生，当地的权威人士将此事当作一个紧急情况，一场卫生危机。
那年九月，正当伦敦闪电战打响的当口，抄起锄头、拎着铲子的男人们来了——都是些颇为年长的男人，他们在北角村的路上挖沟开渠，将农场的水直接引到了房子里。莱昂奈尔·梅休是汉雷一所小学的校长。每天清晨，他骑车五英里赶去上班，晚上将他的自行车推上长长的陡坡，走回特维尔荒原，前把手上挂着的柳条篮里堆满了作业和文稿。
双胞胎姐妹出生在一九四五年，就在那年，他到“圣诞公共村”，花了十一英镑，从一个在大西洋护卫舰上失踪的海军军官的遗孀手里买下了一辆二手车。在那些狭窄的白垩土道上，一辆汽车从拉犁马和拉犁车身边挤过，这样的画面还是难得一见的。
然而，有好些日子汽油是配给供应的，莱昂奈尔迫于无奈，只能回过头来骑自行车了。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早期，他回家以后的那套程序几乎与一个职业男性的典型模式毫不相干。他会带着他的文稿直接从前门走进小客厅——他把那里当成自己的办公室，然后将文稿一丝不苟地摊开。
这里是整幢房子唯一还算整洁的房间，在他看来，让自己的职业生涯免受家庭环境的侵扰是至关重要的。接着，他会将孩子们巡视一遍——爱德华、安妮和哈丽特挨个上了北角村的学校，都是自己步行回家的。他会花几分钟跟玛约蕾单独待一会儿，然后走进厨房，一边准备茶点，一边收拾早饭留下的残局。
也只有等到晚饭做好以后，家务活才算大功告成。等孩子们刚刚长到可以干活的年纪，就纷纷来帮忙，却收效甚微。只有那些没被垃圾盖没的地面才有人扫，只有那些第二天急等着用的东西——多半是衣服和书——才有人整理。
床从来不铺，床单基本不换，狭小而冰冷的浴室里，洗手盆从来就没人洗——你可以用一枚指甲在硬邦邦的灰色积垢上刻你的名字。要跟上迫在眉睫的需求可真够艰难的——厨房的炉子里得添煤，冬天起居室的壁炉得一直生着火，还得替孩子们备好大体干净的校服。
衣服都要到周日下午洗，需要在铜制的煮衣锅下面生火。碰上雨天，一屋子的家具上都摊满了等着阴干的衣服。熨烫的活儿莱昂奈尔可干不了——每件衣服都是用一只手撸平，然后叠好的。间或有个把邻居到家里来搭把手，可是谁也不会呆很久。
这些活儿委实太繁重了，这些本地的女士自己也有一大家子要张罗。梅休一家围在一张松木折叠桌边吃晚饭，身边紧挨着乱哄哄的厨房。洗碗的活儿通常都要拖到很晚才干。等大家谢过玛约蕾操持的晚餐之后，她就信步走开，去忙她自己的“事业”了，与此同时，孩子们先收拾完餐具，然后就把自己的书拿到桌上来做功课。
莱昂奈尔到他的书房里批改作业，处置管理事务，一边抽烟斗一边听无线电。一个半小时以后，他会出来检查孩子们的作业，然后打发他们上床睡觉。他总是会给他们念书，爱德华和两个女孩子听的是不一样的故事。他们常常是伴着他在楼下洗碟子的声音入睡的。
他是个温和的男人，身材矮胖，活像农场里的工人，乳蓝色眼睛，沙黄色头发，短短的“军人胡”。当时他已经过了应征入伍的年纪——爱德华出生那年他已经三十八岁了。莱昂奈尔很少提高嗓门，也不会像大多数父亲那样扇孩子耳光，或者用皮带抽打他们。
他希望孩子们能听话，或许是因为感觉到他肩负的责任吧，孩子们也确实顺从他。自然而然地，他们觉得呆在这样的环境里是理所应当，尽管他们已经看够了朋友们的家——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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