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撒了个谎，没有人会咬我一口。最后，我深呼一口气从车里走了出来。我往人行道那边走去的时候，脸一直缩在帽兜里面。人行道上挤满了十几岁的孩子。我朴素的黑夹克并不显眼，这降低了我受到关注的可能性。一到自助餐厅，一眼就可以看到三号楼。
东边的角上有一个白色的方块，方块上用黑漆写着偌大的一个“三”字。快到门口时，我觉得自己的呼吸渐渐有点急促了。跟在两个穿着男女皆宜的雨披的学生后面走进教室时，我尽力屏住了呼吸。教室不大。我前面那两个人一跨过门就停了下来，把雨衣挂在了一长排钩子上。
我也跟着她们那样做了。那是两个女孩子，一个是瓷白皮肤、金发碧眼，另一个皮肤也很苍白，一头浅褐发。起码，我的皮肤不会很显眼了。我把纸片拿上去交给了老师，一个高个子、秃顶的男老师，他在讲台上放了一张名牌，写明自己是梅森先生。
看到我的名字后，他呆呆地看着我——不是什么鼓励的反应——我自然唰地一下子红了脸，红得跟番茄似的。不过至少他没有把我介绍给全班同学，而是直接把我打发到后面的一张空着的课桌上去了。坐在后面，增大了这班新同学盯着我看的难度，但是无论如何他们还是做到了。
我一直低着头，看着老师发给我的阅读书目清单，都是相当基础的：勃朗特、莎士比亚、乔叟、福克纳。我全都读过了。这很令我欣慰……同时又让我觉得厌烦无聊。我不知道妈妈会不会把我原来写的那一夹子论文给我寄过来，或者说不知道她会不会认为那是作弊。
老师嗡嗡嗡地讲他的课时，我在脑子里跟我妈妈进行了各种各样的争论。下课铃响了——发出一阵刺耳的嗡嗡声，一个瘦长瘦长、有皮肤病、头发黑得跟抹了发油似的男生从过道的另一边倾过身来跟我说话。“你是伊莎贝拉·斯旺，对吧？
”他看上去过分热情，像那种典型的象棋俱乐部成员。“贝拉。”我纠正道。距我只有三张课桌之遥的同学，全都扭头看了我一眼。“你下一节课在哪儿上？”他问。我不得不在书包里查对了一下：“嗯，政治课，有关杰弗逊政府的，在六号楼。
”这时，我无论往哪个方向看，都避不开好奇的眼神。“我去四号楼，可以告诉你怎么走……”确实是过分热情，“我是埃里克。”他补充道。我很勉强地笑了笑：“谢谢。”外面早就又下起雨来了，我们取了上衣，走进了雨中。
我可以肯定，我们后面有好几个人跟得非常近，就像在偷听我们说的话似的。我希望自己不是在犯多疑症。“这么说，这儿跟凤凰城很不一样喽？”他问。“非常不一样。”“那儿不怎么下雨，是不是？”“一年三四次。”“哇，那会是个什么样子？
”他感到很惊讶。“阳光灿烂。”我告诉他。“可你晒得也不怎么黑呀？”“我母亲是半个白化病患者。”他担心地审视了一下我的脸，我叹了一口气。乌云跟幽默感似乎不相融。几个月下来，我就不会说挖苦话了。我们绕着自助餐厅往回走，去往南边体育馆旁边的教学楼。
埃里克把我一直送到门口，尽管楼号标得清清楚楚。“好了，祝你好运，”我拉门把手的时候他说，“说不定我们还会一起上别的课。”他满怀期待。我给了他一个生硬的微笑，然后转身进了教室。这天上午余下的时间，基本上都是这样过去的。
教我们三角课的老师是瓦纳先生，不说别的，就因为他教的这门课，我无论如何都会很讨厌他的，他也是唯一一个要我站到全班面前做自我介绍的老师。我说话结结巴巴的，脸也红了，而且回到座位上去的时候还让自己的靴子给绊了一下。
两节课下来，每个班上我都已经认得好几张面孔了。总有某个胆子比其他同学都大一点的同学会向我做自我介绍，问我喜不喜欢福克斯。我试图回答得很圆滑，但绝大多数时候我不过是说了一大堆谎话。反正，我从来不需要用那张校园地图。
有一个女同学上三角和西班牙语这两门课都坐在我的旁边，她还和我一起去自助餐厅吃午饭。她个头很小，比我五英尺四英寸的个头儿要矮好几英寸，但她那一头乱蓬蓬的黑鬈发把我们在身高上的差距缩小了不少。我记不住她的名字，所以她叽叽喳喳地谈论老师和同学时，我都会微笑和点头。
实际上，我并不想听下去。我们和她的几个朋友坐在一起，我和她坐在桌子的一头，她把这几个朋友都介绍给了我。他们的名字，她说完我也就全忘了。他们似乎很钦佩她跟我说话的勇气。英语课上的那个男同学埃里克在餐厅的另一头冲我挥了挥手。
就是在那里，我坐在餐厅吃午饭，试图跟七个好奇的不认识的同学聊天的时候，我第一次见到了他们。他们一共五个人，坐在自助餐厅的一个角落里，那是这间长长的屋子里距我坐的位置最远的地方。他们没有说话，也没有吃东西，不过他们每人面前都有一盘没有动过的饭菜。
他们没有呆呆地看着我，不像绝大多数同学那样，所以，盯着他们看很安全，无须担心和那些非常好奇的眼神接触。但吸引我注意的并不是这些，我开始留意他们。他们丝毫没有相似之处。三个男孩子中，有一个块头很大，肌肉看上去像一个结结实实的举重运动员，一头黑色的鬈发。
另外一个高一些，瘦一些，但也很强壮，一头蜂蜜色的金发。最后一个瘦长瘦长的，块儿头小一些，一头凌乱的古铜色头发。他比另外两个更孩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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