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张，怕我有什么怪事。“那么，咱们到了。”他急于让我下车，很可能是怕我要他找钱。“谢谢。”我低声说道。没有必要害怕，我提醒自己。房子里面没人，我得赶快，妈妈等着我呢，不知道吓成什么样了，正指望着我来救她呢。
我跑到门口，本能地把手伸到屋檐下去抓钥匙。我开了门，里面漆黑一团，空荡荡的，跟平常没什么两样。我朝电话跑去，途中打开了厨房的灯。白板上写着一个十位数，字体很小，但写得很工整。我笨手笨脚地拨弄着数字键盘，拨错了，只好挂断，重拨。
这一次，我注意力只集中在了按键上，仔细地依次按每一个键，成功了。我哆嗦着把电话拿到耳边，只响了一遍。“喂，贝拉，”那个很温和的声音接了电话，“真快呀，我很感动。”“我妈没事吧？”“她好极了，别担心，贝拉，我没跟她过不去。
当然喽，除非你不是一个人来。”语气很轻松，很开心。“就我一个人。”我这一辈子还从来没有这么一个人过。“很好。好啦，你知道那个芭蕾舞排练房吗，就在你家附近？”“知道，我知道怎么走。”“那好，咱们很快就会见面了。
”我挂断了。放下电话，我拔腿便跑，跑出了门，外面骄阳似火，热得跟蒸笼似的。我没有工夫回头看一眼我的房子，我也不想看见它现在的这个样子——空荡荡的，只是一个恐怖的象征，而不是一个避难所。最后从这些熟悉的房间里走过的那个人是我的敌人。
我眼角的余光好像可以看见我母亲站在那棵大桉树的阴影下面，那是我小时候玩耍的地方，或者是跪在邮箱周围的那一小块松土边上，那是埋葬她曾经试图种植的所有花草的地方。这些记忆比我今天将要看到的任何现实都要美好，但我还是从它们身边跑开了，朝拐角跑去，把一切都甩在了身后。
我觉得好慢啊，仿佛是在潮湿的沙子中奔跑一般——我似乎在混凝土上找不到足够的落脚点。我绊倒了好几次，一旦跌倒，便会双手触地，在人行道上擦出几道口子，然后踉踉跄跄地站起来接着往前冲。最后，我好不容易来到了拐角，此时，再过一条街就到了，我跑啊跑，脸上的大汗直流，有些上气不接下气了。
太阳火辣辣地晒着我的皮肤，白色的混凝土地面反射出的阳光太强了，晃得我眼睛什么也看不见。我觉得自己被暴晒得很危险，其厉害程度已经超出了我认为能承受的范围，我渴望得到福克斯郁郁葱葱的森林的保护，渴望得到家的呵护。
拐过最后一个拐角，上了仙人掌街，我看得见排练房了，看上去和我记忆中的样子一模一样。前面的停车场一辆车都没停，所有窗户上的竖式百叶窗全都拉得紧紧的。我再也跑不动了——气都喘不过来了，我已经彻底累垮了，吓得不行了。
但一想到我母亲，我的脚还在一前一后地移动。又近了一些时，我看见了门里边的牌子。是手写的，写在一张玫红色的纸上，上面说舞蹈排练房因为放春假不开放。我握住把手，小心地拉了一下，门没锁。我拼命喘了一口气，然后开了门。
通道漆黑一片，空无一人，很凉爽，空调在呼呼作响。塑料椅子沿着墙壁码着，地毯散发着洗发香波般的味道。西侧的舞池黑灯瞎火的，我可以透过开着的观察窗看到。东侧的舞池，房间大一点，里面开着灯，但窗户上的百叶窗被拉上了。
强烈的恐惧感吓得我真的有些魂不附体了，我的脚已经不听使唤，不能往前迈步了。这时，我听到了妈妈的呼唤声。“贝拉？贝拉？”歇斯底里的惊恐语调和先前的一模一样。我向门口冲去，朝着她的声音冲去。“贝拉，你吓死我了！
千万别再这样了！”我跑进那长长的、天花板高高的房间时，她的声音还在继续。我环顾了一下四周，想找到她的声音是从哪里发出来的，我听见了她的笑声，循声飞跑了过去。她在电视屏幕上，在胡乱地拨弄着我的头发，因为她那颗悬着的心总算放下来了。
那天是感恩节，当时我十二岁。我们到加利福尼亚去看望了我外婆，那是外婆去世的头一年。有一天，我们去了海滩，我在码头上往外探出去得太狠了。她看见我的双脚在乱踩一气，想找回平衡。“贝拉？贝拉？”她惊恐地朝我喊道。
这时，电视蓝屏了。我慢慢转过身来，他静悄悄地站在后门出口边上，静得我一开始都没注意到他。他手里拿着一个遥控器，我们彼此盯了对方很大一会儿，然后他露出了微笑。他朝我走来，到了跟前，然后从我身旁过去并将遥控器放在了录像机边上。
我小心地扭过头来注视着他。“对此我感到很抱歉，贝拉，不过你母亲不用真的卷进整个这件事里来，不是更好吗？”他的语气很客气，很友好。我突然明白过来了，我母亲是安全的。她还在佛罗里达，根本就没听到我的留言。
她根本就没受到过眼前这张白得不正常的脸上那双暗红色眼睛的惊吓，她很安全。“对。”我说，声音里充满了宽慰。“听上去你好像没因为我骗了你而生气。”“我不生气。”突然的欣快感使得我勇敢起来了。现在还有什么关系呢？
很快就会结束了。查理和妈妈将永远不会受到伤害了，将永远不用担惊受怕了，我差点儿飘飘然了。我大脑中的分析区域正在警告我，说我压力太大，随时都有精神崩溃的危险。“真是奇怪，你说的都是真话。”他的眼睛饶有兴趣地打量着我的眼神。
虹膜已经快要变黑了，只有边上还有一点儿深红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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