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离婚，像这么低眉忧郁我也不是不可以接受，现在这么明摆着我哪敢？
不过，如果不是后来简女士的神秘电话，即使温补的西洋参，时间长了也难保我不会产生爱情，比如三更半夜爬到罗一的大床上（罗一显然料定会如此）祈求灼热的爱情。事实上西洋参的后劲类似中国的黄酒，而罗一也的确同时预备了黄酒——那些黄酒都是20年以上窑藏的女儿红，只是黄酒与西洋参同样存在着类似北京与纽约的时差。黄酒的后劲在酒后2到3个小时之间，而西洋参则要5到7日之后。不过它们一旦发作起来也许更猛烈？更势不可挡？那几乎是一定的。但是，上帝没给罗一更多时间。简女士的电话在一个危险时间打来，那时已是我和罗一第三次喝西洋参、虎骨酒和黄酒的晚上，那时已是夜晚11点钟，我浑身燥热，红光满面，已经醉熏熏，几乎已将罗一看成了美人儿，但是电话响了起来。
十八
电话让我兴奋，几乎像是一种救赎。午夜女人，午夜凶铃，多么神秘的电话，我一下清醒了，完全忘了罗一的存在。我们去了庄园。从庄园回来，罗一失望至极，真的消失了。第二天罗一没来所里，第三天也没来，事务所处于前所未有的停顿状态。罗一的两名外勤助手（都是一身黑衣上过体校的人，而且两人像孪生兄弟）整天无所事事，在房间里抽烟、喝茶、玩一种简单的纸牌——搬大点，谁的大谁赢钱。我基本不认识他们，他们也很少到所里来，可是现在他们在我的事务所就像休假一样。开始我对他们还算客气，让他们回家休息，因为我拿不准罗一是否真的不打算在我这儿干了，我不能轻易处理这两个家伙。显然罗一至少是撂挑子给我看，看我能不能放下这里不管。又等了一天，我决定行使所长的权力，对两个玩纸牌的家伙宣布：“你们被解雇了，回家玩去吧。”他们对我的话无动于衷，不约而同地稍稍看了我一下，继续玩纸牌。我发火了，命令他们立刻滚蛋，马上滚！
他们停止了纸牌，异口同声地说：“这是罗一的意见吗？”
“这是他妈的我的意思！”我大声说，上牙打着下牙，有踮脚儿的那条腿气得发抖，这是从没有过的事。
“没有罗一的命令我们不能擅自离开，是她雇用的我们，她要我们在这里坚守岗位。”
“坚守个屁，我连她也一起炒了！”
“那您得先开掉她才能开掉我们，我们是和她签有用工合同。”
我确实有点被气晕了。的确，按照《劳动法》辞退也要有个手续，给一两个月工资什么的。看来我对所长的权力实在太生疏了，不过尽管如此，我的火气并没因此减少多少。我到了财务室，让小魏把劳动合同取出来，照章付酬，然后让他们滚蛋。小魏和另一个接待兼文秘的家伙也在玩纸牌，当然，听到我在外面发了脾气已经住手，但是并没把牌收起来。我对小魏还算熟悉，虽然他也是罗一找来的，有时还找我胡乱签个字什么的，我的名章就在他手里。小魏说他不负责保管合同，不知道合同在哪儿。我又问接待兼文秘，文秘也说不知道，说可能在罗一的柜子里。这个狡猾家伙！看来他们都是一伙的，都只服从罗一！找不到合同，我宁可多付几个月的工资也要把那两个家伙赶走。我让小魏立刻发给孪生兄弟3个月的工钱。小魏磨磨蹭蹭，打开抽屉，又关上了，看了文秘一眼就不动了。我注意到他们之间的某种笑容，好像他们在对付一个神经病人。财务是最要害部门，是真正的权力象征，小魏的笑让我不寒而栗。直到这时我才发现问题是多么严重，罗一已完全控制了事务所。
我的超现实的写作把我变成了一个十足的傻瓜，我还研究数论、阿基米德、欧几里德、高斯或弯曲空间、拉长的钟表、溢出的齿轮，我哪儿还是一个侦探？哪儿还是福尔摩斯或希区柯克？简直就是一个弱智！我不知道我到底哪儿出了毛病，我太小瞧罗一了，我因为同情她的样子（就像同情我自己一样）过于信任她，或者对她还有想入非非的成分——难以了断的与未曾实现的情欲？总之，我已变成了一个似是而非的人、一个傻冒儿。我给罗一打电话，不在服务区，但我知道她与所里人的联系是畅通的。从财务室出来，两个孪生兄弟又在搬大点，像没看见我一样，像什么事也没发生，在他们看来解雇他们是不可能的。
为了预防更坏的事情发生，我把墙上的法人代表、营业执照、税务登记、卫生先进单位等所有的镜框都摘下来，放在我的工作室柜子里收好。我又去了财务室，向小魏要了营业执照、法人代表的副本，要了注册表、许可证、工商登记、公司章程等一些我认为重要的法律文件。这些小魏尽管疑惑倒是没有拒绝，一样一样地拿给我。我感到某种满足，我还是所长，罗一的雾月政变显然并不彻底，资产阶级革命就是不如无产阶级革命和农民起义来得彻底，这是资产阶级软弱性和摇摆性决定的。然而当我最后索要公章和财务章时，小魏终于警觉起来，开始耍滑头，他说所有的章都被罗一收走了，不在他这里。简直是胡说！从简氏园庄回来我直接送罗一到了家，罗一就没回过事务所，小魏怎么可能交给了罗一！公章拿不到不打紧，还可以再刻，可以将原来的公章挂失，登报作废，反正现在所有的要害都掌握在我手里。我向小魏和文秘宣布我的处罚决定：“你，还有你，你们，还有外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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