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年4月，陈炯明准备叛变，向孙中山辞粤军总司令和广东省长之职。孙中山照准。蒋介石不知陈意，还想找孙中山为陈说情。不成，便也辞职。在回沪船上还给陈炯明写信：“中正与吾公共同患难，已非一日，千里咫尺，声气相通。
”但陈炯明一叛变，蒋立即抛弃与陈的友谊，站到孙中山一边。孙中山正是因为陈炯明的叛变，第一次对蒋介石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后来在《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序言中写道：“介石赴难来粤入舰，日侍余侧，而筹策多中，乐与余及海军将士共生死。
”1924年11月13日，孙中山启程北上。国民党党史记载，北上前两天，“总理令（黄埔）新军改称党军，任蒋中正为军事秘书”。这是孙中山给蒋介石的最后一个职务。孙中山北上至去世4个月时间内，再未给蒋介石任何信函和指令。
蒋介石1963年11月在台湾回忆说：“我是21岁入党的，直到27岁总理才对我单独召见。虽然以后总理即不断地对我以训诲，亦叫我担任若干重要的工作，但我并不曾向总理要求过任何职位，而总理却亦不曾特派我任何公开而高超的职位。
一直到我40岁的时候，我才被推选为中央委员。我开始入党，到担任党的中央委员，这中间差不多相距了20年之久……”言语之间，饱含当年的不遇与委屈。孙中山不曾派蒋任何公开而高超的职位，何人派蒋任何公开而高超的职位呢？
蒋介石上台就其必然性来说，将是一部现代史著作；就其偶然性来说，则该归于苏联顾问鲍罗廷。蒋介石在国民党内之所以能达到这样的职务，离不开共产国际这位重要人物鲍罗廷，他是第一个把蒋介石推上权力高峰的人。蒋介石登上历史舞台，给中国近代革命带来很大影响，实际上打开这个潘多拉盒子的就是共产国际驻中国革命的总代表鲍罗廷。
前不久我们很多杂志推出了对近代中国影响最大的100人，鲍罗廷名列其中。这100人包括爱因斯坦，包括白求恩，包括很多人物，很多人对鲍罗廷是完全不了解的，但这是个对中国大革命影响非常大的人物。当时是苏联驻中国大使加拉罕把鲍罗廷推荐给孙中山，孙中山接受鲍罗廷为大革命时期的顾问，孙中山那时候还专门发布了一个委任状，委任鲍罗廷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
这个教练员跟我们今天的体育运动教练员完全不一样，他实际上是国民党改组的总设计者，是他一手把蒋介石推上中国近代史的舞台。20.共产国际顾问鲍罗廷助国民党确立建党模式在国际上有这样一个比喻，对20世纪思想产生重大影响的三位思想巨人都是犹太人：马克思、爱因斯坦和弗洛伊德。
对中国革命产生重大影响的也有两位犹太人，一是米夫，米夫在中共党内发现了王明；一是鲍罗廷，鲍罗廷在国民党内发现了蒋介石。当然，鲍罗廷能够认识蒋介石，能够把蒋介石推到高位，与鲍罗廷在国民党中居于关键地位是很有关系的。
鲍罗廷是苏联驻华代表加拉罕介绍给孙中山的。加拉罕没有叫鲍罗廷去改造国民党。鲍罗廷也想不到，他到中国干的第一件事，也是后来影响最为深远的一件事，是主持了对国民党的改造。在鲍罗廷来到中国之前或者之后，被派到中国来的共产国际或苏俄革命者，没有一人能如他那样，富有创造性地执行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也没有一人能如他那样，对中国革命的进程发挥如此巨大的影响。
孙中山称鲍罗廷为“无与伦比的人”，但这都是后话。鲍罗廷刚到广州时，孙中山对鲍罗廷这个顾问的认识还不是很深，认为苏共来了个顾问，他能起到多大作用呢？鲍罗廷到广州以后不久，跟孙中山进行了一次长谈，他告诉孙中山，国民党在政治上、组织上和理论上都无法算做一个政党。
孙中山非常吃惊，他搞同盟会、兴中会，搞了几十年，搞武装起义搞了几十年，搞政党搞了几十年，鲍罗廷来了告诉他，你这个国民党，你这一摊子事儿，政治上、组织上、理论上都无法算做一个政党，因为你没有明确的纲领，没有严密的组织，没有一个成文的章程，而且你没有选举，你没有定期会议，甚至你连有多少党员都是一笔糊涂账。
鲍罗廷之前，国民党作为一个政党，内部组织构建相当混乱。据说党员有30 000名，注册的却只有3000名，缴纳党费的又是6000名。这非常怪异，所有数字都对不上号。当时党员入党要打手模向孙中山个人效忠，但连孙中山也弄不清到底有多少“党员”，这些党员又都是谁。
所以，鲍罗廷告诉孙中山，作为有组织的力量，国民党并不存在。这句话对孙中山刺激太深了，以前从来没有人对他说过这样的话——你领导一个组织，你这个团体不管是同盟会也好，国民党也好，不算个什么玩意儿。孙中山大为震动，下决心对国民党进行改造。
这一回他看好了鲍罗廷。他对鲍罗廷说：“老党员不行了，新党员还可以。”孙中山下决心“以俄为师”，依靠鲍罗廷，运用苏俄无产阶级政党的建党经验，改造国民党。鲍罗廷像一部精细严密、不知疲倦的机器那样高速运转起来。
他严格按照俄国共产党的组织模式，依靠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对国民党开始了彻底改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那份至关重要的“一大宣言”，就是布尔什维克党人鲍罗廷亲自起草、共产党人瞿秋白翻译、国民党人汪精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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