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人，然后弯下腰去。“不要碰我的书！”我没有听从这个命令，把书捡起来塞进他腋下，让他好像夹报纸一样把书夹住。“我不需要你帮忙！”我正准备犀利地回嘴，却注意到他的两颊是多么苍白，头发全汗湿了，我又再度闻到他身上的味道——那种变压器使用过度的味道——也醒悟到他的呼吸中带着刺耳的鼻涕声。
假使斯托克利到现在还不知道医务室在哪里，我想他应该很快就会需要去那里报到。“拜托，我又没有要背你。”我努力装着笑脸。老天，我为什么不该微笑？我口袋里不是有九块钱吗？照张伯伦舍的标准来看，我今天可是发了一笔小财。
斯托克利睁着一双黑眼睛望着我，抿着嘴唇，后来他点点头。“好吧，谢谢你。”然后他继续往上坡走。一开始他领先我很多，后来坡度愈来愈大，于是慢下脚步。他带着鼻涕的呼吸声愈来愈大声、愈来愈急促。当我赶上他时，可以清楚听到他的呼吸声。
“你为什么不放轻松一点呢？”他不耐烦地瞄了我一眼，一副“你还在这儿呀”的神情。“你何不把我吃了算了？”我指一指他的《社会学概论》。“又快滑下去了。”他停下脚步把书夹好，然后调整一下拐杖的位置，像坏脾气的苍鹭般顶着一头乱发瞪着我。
“走开，”他说，“我不需要保姆。”我耸耸肩。“我又没有要当你的保姆，只不过一起走罢了。”“我可不需要伴。”我举步前行，尽管口袋里有九块钱，却满肚子气。像我们这种爱耍宝的人对于交朋友其实并不真的那么狂热——一辈子有两三个知心好友就够了——但是如果别人给我们脸色看，我们的反应也不会太好。
我们的目标是认识一大堆可以一起说说笑笑的人。“彼特。”他在我后面说。我转过身去，以为他终于决定稍微解冻了，我真是大错特错。“表达情绪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方式，”他说，“但是把刮胡霜抹在舍监房门，不会比只因你不晓得怎么告诉小露西你喜欢她，就把鼻涕抹在她座位上高明多少。
”“我没有把刮胡霜抹在戴维的门上。”我说，简直愤怒到极点。“是啊，但是你和做这件事的混蛋一起玩牌，为他的公信力背书。”我想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这个词后来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和可乐风行的八十年代到处被滥用，在政界尤其严重。
我想“公信力”早在一九八六年就羞愧而亡了，当时正是六十年代的反战示威人士和勇敢捍卫种族平权的民权运动者发明了垃圾债券、《玛莎·斯图尔特生活杂志》和楼梯王健身器材的时代。“你为什么要虚掷光阴呢？”这句话直率得令我惊慌失措，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的回答真是愚不可及，我说：“因为我有大把时间可以浪费。
”斯托克利点点头，仿佛他对我再也没有什么好期望了。他又继续往前走，一如往常快步走过我身旁，低着头，弓着背，甩着湿答答的乱发，手臂下紧夹着书。我等着那本书再度掉下来，这回我可不会帮他，就让他自己拿拐杖拨来拨去。
但是他没有再掉书，后来我看到他走到豪优克餐厅门前，伸手打开门走进去，我也继续走我的路。我拿完菜，和卡萝尔及其他在洗碗部打工的学生一起坐，离斯托克利远远的，这正合我意。我记得斯托克利也没有和其他残障学生坐在一起。
他离其他人远远的，是拄着拐杖的独行侠。9五点钟的时候，餐厅的食客纷纷上门了，再过一刻钟，洗碗工全会忙得不可开交，忙碌的情况会持续一个钟头。很多住宿生都回家度周末了，但星期六还留在学校的学生都会来这里吃晚餐。
今晚的菜色是豆子、香肠和玉米面包，餐后甜点是果冻，在旷野上的宫殿，甜点几乎永远都是果冻。厨师心情好的话，或许可以吃到掺着一点水果丁的果冻。卡萝尔负责洗刀叉汤匙，当输送带的交通不那么繁忙时，她转过身去笑得全身晃动，脸颊红得发亮。
舰长那天晚上后来坦承，输送带送来的是他的杰作，但其实我当时早已知道。虽然他就读于教育学院，而且或许以后注定要在母校德斯特高中教历史和当篮球教练，直到他在四十九岁左右心脏病发去世为止，但舰长其实应该学艺术…
…如果不是生长于世代务农的典型乡下家庭，他也许早就走上艺术这条路了。他是这个大家族中（舰长曾经说，他们都信爱尔兰酒鬼教）第二个或第三个上大学的孩子。柯克家族可以想象家里出了个老师——却无法想象当画家或雕刻家是什么样子。
而年仅十八岁的舰长也没有办法看得比家人更远。他只知道自己似乎不太适合目前选的这条路，因此显得烦躁不安，经常晃到别人的房间里，翻弄别人的唱片，几乎每个人对音乐的品位都被他挑剔过。到了一九六九年，他已经比较清楚自己是谁以及想做什么了。
那年他用纸黏土做了一个越南家庭的模型，在佛格乐图书馆前举行的和平示威活动结束前点燃烧掉，当时借来的音响正播放着热血青年乐团的歌曲《在一起》，一群业余嬉皮则随着音乐的节奏摆动身体，好像狩猎后手舞足蹈的部落战士。
你现在知道在我脑海中，这一切是多么混乱了吧？我只是很确定，这是没入深海中的亚特兰蒂斯。燃烧着纸黏土越南家庭模型时，那群嬉皮一面跳舞、一面唱着：“汽油弹！汽油弹！”过了一会儿，他们开始丢东西，先是鸡蛋，然后是石头。
在一九六六年秋天的那个夜晚，输送带传送过来、令卡萝尔忍俊不住的不是纸黏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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