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却几乎已经放弃受教育了。他们之所以回学校，只是为了追求毫无价值的“赛末点”。事实上，许多住在张伯伦舍三楼的男生现在都主修红心牌戏，悲哀的是，我和舰长也加入他们的行列。我星期一去上了几堂课，然后心想“管他的”，就把其他的课全逃掉了。
星期二我什么课也没去上，在梦中玩了整晚的牌（还记得梦境中有个片段是我的黑桃皇后掉到地上，上面变成卡萝尔的脸），然后星期三整天都在玩红心。地质学、社会学、历史……全都是没有意义的空洞概念。在越南，一群B—52战斗机击中了越共在东河的集结地，也顺带打中了一队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十二人死亡，四十人受伤——哎，可恶。
气象预报说，星期四的天气会从下大雪转为下雨，而下午将会下冰雹。但没几个人注意到气象报告，当然我绝对没想到这场暴风雨将改变我的人生轨迹。星期三，我在午夜时分上床睡觉，而且睡得很沉，即使梦到了卡萝尔或红心牌戏，也全都不记得了。
星期四早上八点钟醒来时，外面正下着大雪，我几乎看不见富兰克林舍的灯光。洗完澡后，我走到走廊的另一端去看看牌局开始了没有，只有一桌人在玩牌——是连尼、兰迪、比利和舰长。他们都脸色苍白、满脸胡楂，而且神情疲惫，好像通宵都在玩牌，也许他们真的彻夜未眠。
我靠在交谊厅门口看着他们玩牌，而外面雪地里正发生一件比玩牌还有趣的事情，只是我们当时都浑然未觉。31汤姆住在金舍，是附近另外一栋男生宿舍，贝卡则住在富兰克林舍。他们俩近三四个星期以来相处得颇为融洽，融洽到经常一起吃饭。
在十一月下旬这个飘雪的早晨，他们一起吃完早餐、走回宿舍的时候，看到张伯伦舍的北面，也就是面对校园的那面墙上……正对着大企业举行面试的东馆，墙上画了一些东西。他们走近一点，走下小径，踏在新的积雪上，这时积雪大约已经有十厘米厚了。
“你看，”贝卡指着雪地说。雪地上出现了奇怪的痕迹——不是足迹，比较像拖曳的痕迹，而且在拖曳的痕迹外面还出现一个一个小孔。汤姆说，这些孔让他想到有人穿着雪橇、拄着滑雪杆在雪地上走过的痕迹。他们俩都没想到，拄着拐杖的人也可能留下这样的痕迹。
他们再走近宿舍侧面，上面的题字又大又黑，但那时候雪愈下愈大，他们得走到离那面墙只有三米左右的地方，才有办法看清楚有人用喷漆喷在墙上的大字……而且从歪七扭八的字迹看来，他当时显然气疯了。（他们俩都没想到，喷漆的那个人可能同时需要用力拄着拐杖来保持身体平衡，因此没办法把字喷得很整齐。
）墙上的大字写着：干！约翰逊总统，杀人总统美国立刻撤出越南！32我曾经在书上读到，有些罪犯——或许有很多罪犯——其实很想被逮到。我想斯托克利的情况就是如此。无论他当初来缅因大学是想追求什么，他始终没有找到想要的东西。
我相信他下定决心，觉得该是离开的时候了……而如果他即将离开，就要在离开前做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是拄着拐杖的家伙能力所及最惊天动地的临别秋波。汤姆和几十个人提到宿舍墙上的喷漆；贝卡也一样，还告诉富兰克林舍二楼的舍监玛乔丽，她长得很瘦，是个自以为是的女孩。
一九六九年之前，玛乔丽早已是校园中的风云人物，是CCA，也就是美国大学基督徒协会的创办人兼会长；CCA赞成美国参与越战，他们在学生活动中心贩卖尼克松时代流行的小旗帜别针。我被排在星期四中午到旷野上的宫殿工作，尽管我偶尔会逃课，却从来不打算跷班——我不是那种人。
我把交谊厅的位子让给东尼，在十一点钟左右开始往豪优克餐厅走去，看到雪地上聚集了一大群学生，全盯着我们宿舍北面看。我走过去，看看上面写什么，立刻明白这些字是谁写的。有一辆校车停在班奈特路旁，还有一辆校警的车子停在通往宿舍的小径上。
玛乔丽站在四名校警、男生训导长以及训导人员查尔斯的旁边。那里大约聚集了五十个人，我走在人群后面伸长脖子东张西望，五分钟后，人数增加到七十五人左右。等到我在下午一点十五分洗完碗、走回宿舍的时候，那里可能已经聚集了两百个人，大家三五成群傻乎乎地在那里看热闹。
我猜现在很难想象墙上的涂鸦会吸引这么多人注意，尤其那天的天气那么糟，但是那个年头和今天的世界截然不同，当年美国没有一家杂志刊登的裸照会露毛（除了《大众摄影》杂志偶尔会这么做），报纸也绝对不敢对政治人物的性生活指指点点。
在很久以前，距离遥远的世界里，当时亚特兰蒂斯尚未没入海底，谐星曾因在公开场合说出“干”这个字而入狱。在那个世界里，有些字眼仍被视为惊世骇俗。没错，我们都知道“干”这个字，我们当然都知道，我们经常说这个字：干，干你的狗，干你老妹等等。
但是在离地五英尺高的墙壁上，用黑色喷漆大大写着：干！美国总统！杀人总统！居然有人胆敢叫美国总统杀人犯？我们简直不敢相信。我从豪优克走回宿舍的时候，另外一辆警车也开到这儿来，总共来了六名校警——几乎全部的校警都来了——他们想用一块长方形的黄色帆布把墙上的字盖住。
围观的群众窃窃私语，然后发出嘘声，警察看看他们，显得很不高兴。其中一名警察叫大家散开，各自回自己该回的地方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