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的呢？”艾柏索嘴巴张大，没有真的张得很大，不过已经足以破坏他脸上同情的笑容和仿佛杂志广告明星般的堂堂相貌。盖瑞森训导长皱着眉头，仿佛被搞糊涂了。很少见到聪明的政客或大学行政主管像他这样大吃一惊，这真是值得纪念的一刻，我从那时候起就一直把那一刻珍藏在心底，直到今天还没有忘记。
“你撒谎！”戴维说，声音听起来难过甚于愤怒。“你为什么要撒谎，奈特？三楼所有人当中，我最没有料到的就是你——”“我没有撒谎，”奈特说，“如果你不相信我的话，可以上楼到我的寝室，从衣橱里把我的外套拿出来检查。
”“是啊，也可以顺便检查一下我的外套，”我说，站到奈特旁边，“我的旧高中外套。你绝对不会看漏的，外套背后也画着和平标志。”艾柏索微微眯起眼睛，仔细端详我们，然后他问：“年轻人，你们到底是什么时候把这个所谓的和平标志画在外套上的？
”这一回奈特撒了谎。我当时已经很了解他了，知道他这样做一定很痛苦……但是他仍然像个勇士般说：“九月。”对戴维来说，他真是受够了。今天如果我的孩子碰到这种情形，可能会形容说他核爆了，只不过这么说还不够贴切。
戴维简直变成气炸的唐老鸭，他并没有真的暴跳如雷，像唐老鸭生气的时候那样挥舞着手臂、呱呱乱叫，但是他真的高声怒吼，用手掌猛拍满是斑点的前额。艾柏索抓住他的手臂，要他冷静下来。“你是谁？”艾柏索问我，语气不像先前那么客气了。
“彼特·赖利。我在外套背面画上和平标志是因为我很喜欢斯托克利身上的图案。我对于美国在越南做的事情有很多疑问。”戴维挣脱艾柏索，他高抬着下巴，露出整排牙齿。“我们在越南做的事情就是帮助我们的友邦，笨蛋！
”他吼着，“如果你太笨了，自己想不明白的话，我建议你选修安德森上校的军事史概论！还是你只不过是另一个胆小鬼，不——”“嘘，迪尔波先生，”盖瑞森说，他沉静的声音不知怎么的比戴维的吼叫还要大声，“这里不是辩论美国外交政策的好地方，现在也不是谈论个人抱负的好时机。
恰好相反。”戴维垂下愤怒的脸孔，盯着地板，开始拼命咬嘴唇。“赖利先生，你是什么时候把和平标志画在外套上的？”艾柏索问。他的语气仍然很客气，但是眼里有一种丑陋的神情。我想，那时候他已经知道，斯托克利将可以躲过这次惩罚，他因此觉得很不开心。
和斯托克利比起来，戴维根本微不足道，斯托克利代表的是一九六六年在美国大学校园中出现的新人类。不同的时代需要不同的人，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就需要艾柏索这样的人。他不是教育家，而是辅修公共关系的执法者。他的目光告诉我们，不要对我撒谎，彼特，不要撒谎。
因为如果你撒谎，然后一定会发现，我就会要你好看。但是管他呢。反正到了一月十五日的时候，我可能已经离开学校了。到了一九六七年圣诞节的时候，我可能已经身在越南，先替戴维把地方暖一暖。“十月，”我说，“我大约是在哥伦布日那会儿把它画在外套上的。
”“我把它画在我的外套和一些运动衫上，”舰长说，“衣服都收在寝室里，如果你想看的话，我可以拿给你看。”戴维仍然低头盯着地板，满脸通红，一直红到发根，而他的头一直单调地前后晃动。“我有好几件运动衫上也有这个图案，”龙尼说，“我不是和平主义者，但是这个标志很酷，我很喜欢。
”东尼说他的一件运动衣背后也有这个图案。雷尼告诉艾柏索和盖瑞森他在好几本教科书的封底都画上这个标志，还有一本笔记本用这个图案作为封面，如果他们想看的话，他也可以拿给他们看。比利的外套也有这个图案。布拉德的新人扁帽上也画了这个标志。
扁帽放在他衣柜里的某处，也许放在他忘记带回家给妈妈洗的脏内衣裤下面。尼克说，他把和平标志画在他最喜欢的《遇见披头四》和《韦恩·方塔那与迷幻药》这两张唱片的封套上。“你根本没有脑子可以迷，笨蛋。”龙尼咕哝着，后面有人掩嘴偷笑。
其他好几个人也报告他们的书本或衣服上有和平标志。所有人都声称早在张伯伦舍墙壁上的涂鸦出现之前很久，他们的衣物上就已经有这个标志了。最后由休极其超现实地画下神来之笔，他起身站到走道上，拉起裤脚让我们看到他毛茸茸小腿上发黄的运动袜，他用马克笔在妈妈给宝贝儿子准备的衣物上画了一个和平标志——这很可能是他整学期第一次用这支马克笔。
“你看吧，”当大家都自首完毕以后，舰长说，“我们中间随便一个人都可能是嫌疑犯。”戴维慢慢抬起头来，脸上的红潮全消退了，只剩左眼附近还红彤彤的，看起来好像水肿一样。“你们为什么要替他撒谎？”他问，等了一下，但是没有人回答他的问题，“感恩假期之前，我敢发誓，你们根本没有一个人有任何东西上面画了和平标志。
而且我敢打赌，在今天晚上之前，你们大多数人也没有任何东西上面有和平标志；你们为什么要为他撒谎？”仍旧没有人回答，所有人都保持沉默，我们在沉默中开始感觉到力量，所有人都明显感觉到这股力量。但是这股力量属于什么人呢？
属于他们，还是属于我们？我们说不上来，经过这么多年后还是没办法说清楚。然后盖瑞森训导长往讲桌走去，戴维甚至似乎还没看到他，就挪动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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