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我们一直笑他——舰长也这么想，他后来告诉我——但结果不是。“你自己一个人抱着我进看诊室，”他对舰长说，“而且没有让我掉在地上。”“不可能掉下来，因为你没有多重。”“不过还是一样……即使快死了，还是没有人喜欢掉在地板上，那样很丢脸。
就因为你没有把我掉在地上，我要给你一些忠告。柯克，除非你必须仰赖运动员奖学金才能继续学业，否则就尽快退出校队。”“为什么？”“因为他们会把你改造成另外一个人。也许需要的时间比后备军官储训团改造戴维的时间久一点，但是他们终究会让你变成另外一个人。
”“你对运动了解多少？”舰长客气地问，“你对于参与一个团队又知道多少？”“我知道对于穿制服的男生而言，现在真不是好时候。”斯托克利说完之后就把头靠在枕头上，闭上眼睛。但卡萝尔曾说现在是当女生的好时候；在一九六六年的时候，当女生真好。
我们回到宿舍，然后回到我的寝室念书。在走廊的另一端，龙尼、尼克、雷尼和其他大多数人仍在想办法揪出婊子。过了一会儿，舰长把门关上，阻隔他们的噪音，但没什么用，于是我打开奈特的唱机听奥克斯的歌；如今奥克斯已经过世了，和我妈妈及兰登一样，都死了，他用皮带把自己吊死了。
当年存活下来的亚特兰蒂斯人自杀率还蛮高的。我想这倒不足为奇，当你的大陆在脚底沉下去时，对你的脑子一定形成极大的震撼。41到医务室探望斯托克利之后一两天，我打电话告诉妈妈，如果她真的负担得起，请她寄点钱给我，我想采纳她的建议，找家教来替我补习。
她没有问什么问题，也没有骂我——当她不骂人的时候，你就知道这次麻烦可大了——不过三天后，我收到三百元的汇票，再加上我玩牌赢的钱（加起来居然将近八十元，令我十分震惊），还真是一大笔钱。我从来没有告诉妈妈，不过事实上，我用她寄来的三百元请了两个家教，一位是研究生，她教我如何解析地壳板块运动和大陆漂移之谜，另一位家教住在金舍，是个抽大麻的大四学生，叫做哈维，他帮舰长补习人类学（可能还替舰长写了一两篇论文，不过我不是十分确定）。
舰长和我一起去找文理学院院长——十一月在张伯伦舍开过那次会以后，我们不可能去找盖瑞森求助——把碰到的问题摊在他面前。就技术上而言，我们两人都不属于文理学院，因为大一新生还没有决定主修科系，但是兰德尔院长耐心地听我们说。
他建议我们去找每门课的授课老师，把我们的问题解释给他们听……差不多就等于向他们求情。我们照他的话做了，过程中每一分钟都很难熬。在那些年里，我们两人之所以能成为好朋友，原因之一是我们在成长过程中受到相同的北方佬哲学的熏陶，其中一个观念是除非万不得已，否则绝不向别人求助，甚至即使万不得已，都不开口。
而当时也唯有靠彼此间有难同当的情谊，才能支撑我们度过许多尴尬时刻。当舰长进去办公室和老师谈话时，我会在走廊抽着一支又一支的烟，等他出来。轮到我时，他也会在外面等我。整体而言，我万万没料到老师还颇同情我们的，大多数的老师都尽心尽力帮助我们过关，不止低空掠过，而且高分过关，因此可以保住奖学金。
只有舰长的微积分老师毫不通融，不过他的微积分考得不错，所以即使老师没有特别帮忙，仍然顺利过关。多年后我才明白，当时对许多教师而言，这是个道德问题，而不是学术问题：他们不希望日后在越战伤亡名单上看到学生的名字时，会一直纳闷自己是否要为此负部分责任。
而成绩单上D和C-的差别，可能就影响一个孩子究竟日后是毫无知觉地呆坐在某处的荣民医院里，还是能听能看、活蹦乱跳的。42有一次在经过类似的会谈后，由于期末考即将来临，舰长去咖啡厅和人类学家教老师碰面，准备在补充咖啡后好好临阵磨枪，我则去豪优克餐厅打工。
当碗盘输送带停止转动之后，我回到宿舍继续用功。经过大厅时去看了一下信箱，里面有一张粉红色的包裹领取单。包裹用棕色的纸包着，外面绑着棕色的绳子，但是装饰着圣诞铃铛和冬青树枝后显得生机盎然。看到回邮地址时，我的肚子好像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突然挨了一记闷棍：卡萝尔·葛伯，一七二步洛街，哈维切镇，康涅狄格州。
我一直没有打电话给她，不只是因为我忙着挽救课业。但直到我看到她写在包裹上的名字，才明白背后真正的原因。我一直认为她会回到萨利身边。那天晚上我们在车上听着老歌做爱，对她而言早就是陈年旧事了，而我，也早已成为往事。
奈特的唱机播放着奥克斯的歌曲，但是奈特却靠在床上打瞌睡，一本《新闻周刊》打开来摊在他脸上，封面人物是威廉·威斯特摩兰将军。我坐在书桌前，把包裹放在面前，伸手去拆包裹上捆的绳子，又迟疑了一下。我的手指在颤抖。
她曾经说过，心是很坚固的，大多数时候我们的心都不会碎，只会弯曲。当然，她说得对……但是，当我坐在那儿看着她寄给我的圣诞包裹时就觉得心痛；很痛。唱机播放着奥克斯的歌声，然而我脑子里听到的是更古老、更甜蜜的歌声；我听到的是五黑宝的歌声。
我扯断绳子，拆开胶带，打开棕色包装纸，拿出一个小小的百货公司白色纸盒。里面是用炫目的红纸和白色缎带包起来的礼物，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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