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强出头，承担在墙上喷漆的责罚也好、功劳也好，他不但自己会惹上麻烦，也会带给我们麻烦。我们没有明说，但其实也不需要明说。虽然他的腿残废了，但是脑袋瓜仍然管用得很。“把你的手拿开，柯克。”斯托克利把身子缩在床的一边，离我们愈远愈好，然后又咳了起来。
我还记得当时我心想，他看起来好像只能再活四个月。但是我错了。亚特兰蒂斯虽然沉没了，斯托克利却依然随着浪潮在大海中浮沉。目前他在旧金山当律师，满头黑发早已变成漂亮的银丝，还买了红色轮椅，在CNN的报道中看起来炫得很。
舰长往后一靠，两手交叉。“我没有期待你会感激我，但是这样也未免太过分了，”他说，“这回你真的太过分了，哩噗—哩噗。”他的眼睛发出怒火。“不要这样叫我。”“那么，不要只因为我们想要救你这瘦皮猴，就说我们是小偷。
真该死，我们还真救了你这个混蛋！”“没有人要你们这样做。”“的确没有，”我说，“你从来不要求任何人做任何事情，对不对？以你这副臭脾气，我想不必再过多久，你就会需要更大的拐杖了。”“好吧，我就是有一副臭脾气，你又有什么呢？
”我有一大堆进度要赶，但我没有这样对斯托克利说，觉得他不会因为同情而软化。我问他：“那天的事情，你记得多少？”“记得我把‘干，约翰逊’这几个字喷在宿舍墙壁上——我已经计划了几个星期——还记得我去上一点钟的课。
上课时我大半时间都在盘算，盖瑞森把我叫进办公室的时候，我要说什么、要发表什么声明。之后，其他事情就成了片段、模糊一片。”他冷笑几声，眼珠子仿佛在瘀青的眼眶中转着。他已经在床上躺了快一个星期了，但似乎仍然有说不出的疲倦。
“我想我还记得曾告诉你们我想死，我有没有这样说过？”我没有搭腔。他一直在等我回答，但是我坚持我有权保持缄默。最后斯托克利耸耸肩，是那种表示“好吧，算了”的耸肩，结果他穿的病服就从他瘦巴巴的肩膀上滑下去了。
他小心翼翼地把衣服拉好，因为手上还在打点滴。“所以你们发现了和平标志，嗯？很好。你们去冬日嘉年华看尼尔·戴蒙德或佩图拉·克拉克演唱时，就可以戴着和平标志了。至于我呢，我要离开了，我在这里待够了。”“你以为你到西岸上大学，就可以丢掉拐杖吗？
”舰长问，“也许还参加赛跑？”听到舰长这么问，我有一点惊讶，但斯托克利却笑了。那是真正的笑容，充满阳光、发自真心的微笑。“拐杖一点也不重要，”他说，“人生苦短，不能虚掷光阴，这才是重点。这里的人完全不晓得外面发生了什么事，他们也不关心，只是得过且过。
在缅因大学，只要买一张滚石乐团的唱片，就会被当成惊世骇俗的行为。”“有些人知道比较多的事情。”我说……但是一想到奈特，又觉得很困惑，奈特担心妈妈可能会看到他被警察逮捕的照片，因此站在马路边上。这是一张在后面背景中的脸孔，在二十世纪迈向牙医之路的男孩阴郁的脸孔。
卡伯瑞探头进来：“你们该离开了，琼斯先生需要好好休息。”我们站起来。“盖瑞森找你谈话的时候，”我说，“或是那个叫艾柏索的家伙……”“他们只会知道，我完全不记得那天发生什么事了，”斯托克利说，“卡伯瑞会告诉他们，我从去年十月就有支气管炎，感恩节后又得了肺炎，所以他们只好接受事实。
我会说，除了丢掉旧拐杖和参加赛跑之外，我那天很有可能做出任何事情。”“我们没有偷你的标志，”舰长说，“只是借用一下而已。”斯托克利似乎好好思考了一番，然后叹了一口气。“那不是我的标志。”“不是，”我同意，“不再是你的标志了。
再见，斯托克利，我们会再回来看你。”“别把这件事看得太重要。”他说，我猜我们把他的话听进去了，因为我们再也没有回去看他。我后来在宿舍又看到他几次，但只有几次。当他等不及学期结束就搬走时，我正在上课。我再看到他的时候，已经是将近二十年后的事了，那是一九八四年或一九八五年法国炸沉“彩虹勇士号”之后，我在电视新闻中看到他在绿色和平组织的群众大会上演说。
从此以后，我经常在电视上看到他。他为环保运动筹款，坐着炫目的红色轮椅在各大学校园演讲，在法庭上为环保激进分子辩护。有人称他为“拥抱树木”的保育分子，我猜他应该很喜欢这个封号。我很高兴看到他还是那副臭脾气，正如他所说，他有的也只是一副臭脾气罢了。
我们走到门口时，他喊了一声：“喂？”我们回头看看枕在白色床单的白色枕头上那张苍白瘦削的脸孔，一头杂乱黑发是他脸上唯一的颜色。他藏在床单下的双腿形状又让我想起家乡国庆节游行时看到的山姆大叔。我忍不住心里又想到，他看起来好像只剩下四个月寿命的小孩。
不过现在这幅图画中增添了几颗白牙，因为斯托克利正对我们展露笑靥。“喂什么？”“你们两位真的很关心我的情况，才会对盖瑞森和艾柏索说……也许我有自卑情结之类的毛病，不过我很难相信你们是真的关心我。你们两位决定要来点改变了没有，决定要好好上学了吗？
”“如果我们真的做了这个决定，你认为我们办得到吗？”舰长问。“你或许办得到，”斯托克利说，“关于那天晚上，有件事我一直记得，而且记得很清楚。”我以为他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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