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掩着嘴，差一点就哭出声来。我不想吵醒奈特，也不想让他看到我哭。但我还是哭了，坐在书桌前为卡萝尔哭泣、为我自己哭泣、为我们俩哭泣，也为我们所有人哭泣。就我记忆所及，我这辈子就数那次最伤心了。她曾经说过，我们的心是很坚固的，大多数时候心都不会碎，她说得对…
…但是，那段日子又要怎么说呢？当我们年轻的时候又如何呢？我们留在亚特兰蒂斯的心，又要怎么说呢？43无论如何，舰长和我存活了下来。我们补交了作业，期末考低空掠过，然后在一月中旬回到张伯伦舍。舰长告诉我，他在寒假中写了一封信给棒球教练温金，说他改变主意不参加校队了。
奈特也回到张伯伦舍三楼，令人讶异的是，雷尼也回来了——尽管在不及格边缘，但还是回来了，不过他的死党东尼却离开学校，其他离开的人还包括马克、巴瑞、尼克、布拉德、哈维、兰迪……当然，还有龙尼。三月的时候，我们收到龙尼寄来的卡片，上面盖着路威斯顿的邮戳，收件人只写着：张伯伦舍三楼的那群笨蛋收。
我们把它贴在交谊厅的墙壁上，就在龙尼玩牌时经常坐的位子上方。卡片正面是《疯狂》杂志的封面男孩纽曼，龙尼在背面写着：“山姆大叔在呼唤了，我得走了，棕榈树在前面等着我，管他的！我哪需要担心呢，我最后拿到了二十一个赛末点，所以我是赢家。
”后面署名“龙”。据我们所知，在龙尼的妈妈眼中，直到他合上眼睛的那一天，这个爱说脏话的小男孩始终都是“龙尼”。斯托克利也离开了。有一阵子，我几乎没怎么想到他，直到一年半以后，他的脸孔和与他相关的一切记忆突然之间鲜活起来。
当时我被关在芝加哥的监牢里。我不知道休伯特·汉弗莱被提名的那个晚上，警察在会议中心外面到底抓了多少人，不过人数绝对很多，而且很多人受伤——一年后，蓝带委员会在报告中称这次事件为“警方暴动”。
结果我被关在拘留室中，这个拘留室原本只打算容纳十五人——最多二十人，但却关了六十个吸了太多催泪瓦斯、嗑了太多药、被打得半死、狼狈不堪、工作过度、做爱过度、满身是血的嬉皮，有的人在吸大麻，有的人在哭泣，有的人在呕吐，有的人唱着抗议歌曲（从远处的角落，几个我从来没见过的家伙散发着《我不再行军了》的歌词），好像某种比赛挤电话亭一样的古怪刑罚。
我挤在铁栅栏旁边，努力护住衬衫口袋（里面是宝马牌香烟）和裤袋（里面是卡萝尔送我的那本《蝇王》，现在变得破破烂烂，封面有一半不知去向，整本书快松脱了），突然之间，我的脑海中闪现斯托克利的脸孔，明亮而清晰，好像高画质照片一般，似乎莫名其妙地突然冒出来，或许是因为头上挨了一记警棍或吸了催泪瓦斯后清醒过来，某个原本呈休止状态的记忆线路突然热了起来。
我同时想到一个问题。“一个跛子到底在三楼干吗？”我大声问道。有个满头蓬乱金发的小个子四处张望——一个长得像摇滚歌星彼得·弗兰普顿的矮子。他脸色苍白，满脸痘痘，脸颊上和鼻孔下的鲜血已经干了。“你说什么？
”他问。“一个跛子到底在大学宿舍的三楼干吗？而且还没有电梯？他们难道不会让他住一楼的寝室吗？”然后我想到斯托克利昂首往豪优克冲的情形，头发在眼睛前面不住晃荡，喘着气，喃喃发出“哩噗—哩噗”的声音。无论到任何地方，斯托克利都把周遭的一切当成敌人；给他一枚铜板，他会试图射杀整个世界。
“我不懂你的意思，你——”“除非他主动要求，”我说，“除非他可能直接要求他们这样做。”“答对了。”满头弗兰普顿式金发的小个子说，“你有大麻吗？我想要快乐一下，这个地方烂透了，我想去哈比村。”44舰长成为艺术家，而且还蛮有名的。
他和诺曼·洛克威尔这类画家不同，你永远不会在富兰克林明特礼品公司的瓷盘上看到舰长的雕塑复制品，但是他开过很多展览会——在伦敦、罗马、纽约，去年在巴黎也经常可以看到关于他的艺评。许多艺评家说他的作品不够成熟，只是一时流行（有的人二十五年来都说他是一时流行），表现方式老套而缺乏想象力，其他人则盛赞他的真诚与活力。
我比较赞同后者的说法。我从以前就认识他，我们一起逃离那个逐渐沉没的大陆，他一直都是我的朋友；而且从某种角度而言，他到现在还是我的死党。也有些艺评家注意到他的作品中流露的愤怒，我第一次清楚看到这样的愤怒是在一九六九年，他在学校图书馆前、在热血青年乐团喧闹的乐声中，燃烧纸制的越南家庭模型。
是啊、是啊，那件事透露了舰长的某一面。舰长做的事情有的滑稽，有的悲伤，有的怪诞，但大多数都充满怒气，他做的那些肩膀僵硬的纸黏土人形都仿佛在低语：把我点燃吧，喔，把我点燃吧，听我尖叫，现在真的还是一九六九年，我们还在湄公河三角洲，而且一直都在那儿。
“柯克的创作最珍贵之处就在于作品中流露的愤怒。”他的作品在波士顿展出时，一位评论家这么说。我猜两个月后造成他心脏病发的也是同样的愤怒。舰长的太太打电话给我说他想见我。医生认为他的心脏病不算太严重，但是舰长拼命否认。
我的老搭档柯克舰长以为自己快死了。我飞到棕榈滩，当我看到他的时候——枕在白色枕头上几乎全白的头发下面是一张惨白的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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