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年过去，萨利愈来愈不常看到妈妈桑了。他在一九七〇年秋天回到哈维切镇的时候，几乎每天都还会见到她，无论他正在联合公园的棒球场吃热狗，或在川流不息的通勤人潮中站在火车站台阶下，还是正走在大街上。妈妈桑总是盯着他看。
越战后，他找到第一份工作之后不久（当然是销售汽车的工作，这是他唯一会做的工作），有一次他看到老妈妈桑坐在一九六八年份的福特汽车后座，车子挡风板上还贴着“待售”的牌子。旧金山的心理医生曾经告诉他：你慢慢就会开始了解她了，无论萨利怎么逼他，医生都拒绝透露更多。
心理医生想听萨利多谈谈直升机从空中坠毁的事情，想知道他为什么老是叫龙尼“那个玩牌的混蛋”（萨利不会告诉他），想知道他是否还有性幻想，如果有的话，他的性幻想是否明显充满暴力。萨利还蛮喜欢这个家伙的——他叫康莱——但是仍然无法改变他是混蛋的事实。
在旧金山有一次看诊时间快结束时，他几乎要告诉康莱医生有关卡萝尔的事情，但整体来说，他很高兴当时没有讲。他不知道该怎么看待这位前女友，更不用说怎么谈她了（康莱称这种情况为“经历情感冲突”）。他曾经叫她“愚蠢、该死的贱货”，但是在那段日子里，整个世界不都是一团糟吗？
萨利最清楚暴力行为是多么容易像脱缰野马般四处乱窜，他希望当警察终于逮到卡萝尔和她的朋友时，不会杀死她。不管康莱医生是不是混蛋，他曾经说过：萨利慢慢就会开始了解老妈妈桑，这句话倒有几分道理。最重要的事情是要打从心底明白老妈妈桑这个人根本就不存在。
理智上要知道这个基本事实还算容易，但要打从心底真正接受这件事却难多了。也许是因为他在东河省曾经被轰得肠开肚裂，那样的遭遇一定会拖慢理解的过程。他向康莱医生借了几本书，医院的图书管理员也替他向其他图书馆借了几本书。
根据书上的说法，穿橘衫绿裤的妈妈桑是一种“具象化的幻想”，能帮助他面对“幸存者罪恶感”和“创伤后压力症候群”的“因应机制”；换句话说，妈妈桑只是他的白日梦而已。无论如何，当妈妈桑出现的次数日渐减少之后，他的态度也改变了。
她出现的时候，萨利不再感到厌恶或害怕，反而开始觉得很开心，就好像看到许久不见的老友一样。他现在住在米尔福德，如果顺着九十五号州际公路往前走的话，离哈维切镇只有三十二公里远，但是换个角度来看，两者的距离不啻十万八千里。
小时候，当萨利和博比、卡萝尔还是死党时，哈维切镇处处绿树浓荫，是个宜人的小镇，如今他的家乡已经变成附属于布里吉港的肮脏小镇，一般人晚上不会随便去那里逛。他白天大半时候都还是待在那里，不是在停车场就是在办公室（萨利的雪佛兰车行已经连续四年都是金星级经销商），但是大多数晚上，他都在六点钟以前离开，开着车回到米尔福德，绝不待到超过七点钟，尽管他不承认，但离开的时候他通常都心存感激。
在那个夏日，他像平常一样，从米尔福德沿着九十五号州际公路往南开，但是时间比平常晚一点，而且也不像往常一样在九号出口下高速公路，驶往哈维切镇艾许大道。今天他开着新展示车南下，一路开到纽约市。（这辆车子是蓝色车身、黑墙轮胎，看到前面的驾驶员从后视镜中看到他时立刻亮起刹车灯，他不禁哑然失笑——他们还以为他是警察呢。
）他在西城的亚尼莫森堡汽车行下车（如果你是雪佛兰汽车的经销商就绝不会有停车问题，这是当经销商的好处之一），沿路逛了一会儿街，还吃了一顿牛排大餐，才去参加帕干诺的丧礼。那天早上直升机坠毁时，帕干诺在现场；下午发生小村庄的事件以及后来他们在小径上遭遇伏击时，他也都在场。
当时萨利不是踩到了地雷，就是触动了火线，因而引爆了绑在树上的炸药，于是越共开始攻击。那些穿黑色睡衣裤的小个子像发疯一样狂射。沃伦斯基的喉咙中弹之后，帕干诺抓住他并带到空地上，但沃伦斯基已经死了。当时帕干诺全身大概都沾满沃伦斯基的血（萨利不记得曾看到这番景象，因为他自己也深陷地狱之中），但是说不定他还因此松了一口气，因为这样一来，沃伦斯基的鲜血就能遮盖住他身上未干的血迹和其他人的血。
当史洛肯射杀龙尼的死党克理森时，帕干诺因为离他们太近而被鲜血溅到。那是克理森的血，克理森的鲜血和脑浆都溅到他身上。萨利向来只字不提克理森在村子里的遭遇，从来不向康莱医生或其他人吐露半个字。他只是默不作声，其他人全都默不作声。
帕干诺死于癌症。每当萨利在越南的弟兄过世时（好吧，他们不完全算他的弟兄，他们大半都很沉默，不太能称为萨利的弟兄，但大家还是用这个词，因为还没有创造出任何新词足以形容他们对彼此的真正意义），他们的死因总不外乎癌症、吸毒或自杀。
癌细胞通常先在肺部或脑部出现，然后蔓延到全身，仿佛这些人把体内的免疫系统也遗留在丛林中了。帕干诺得的是胰脏癌，和麦可·兰登一样，这是明星得的病。老帕干诺的棺木敞开，看起来不是太寒酸，他太太要葬仪社的人替他换上西装，而没有让他穿军装。
尽管帕干诺得过很多勋章，或许她压根儿没想过要让他穿军装。帕干诺穿军装的日子只有一年、两年或三年，那些年的生活偏离了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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