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要是直接回宿舍，说不定路上会遇到什么人，于是我决定改变方向绕一个大圈子再回去。我沿着与山冈反向的道路走去，途中有一片树林，我就进去休息了五分钟左右，定了定神。这时，我觉得脸上火辣辣地痛，用手一摸，发现脸上出血了。
那是被山根末子用指甲抓伤的。以下为该部分在第七次口供时的供述：我因为刚刚犯下了可怕的罪行，所以心惊胆战。山根末子家斜对面有一片田地，田后有片树林。为了让自己平静下来，我走到了树林里，休息了三十分钟左右。
这时我感到脸上火辣辣地痛，意识到那是被山根末子抓伤的。被告在第二次口供中，对作案之后休息的场所有如下供述：“我沿着与山冈反向的道路走去，途中有一片树林，我就进去。”而在第七次口供中则是：“山根末子家斜对面有一片田地，田后有片树林。
为了让自己平静下来，我走到了树林里。”还有休息的时间，在第二次口供中是：“五分钟左右。”而在第七次口供中则变成了：“三十分钟左右。”毋庸赘言，第二次口供是被告自愿陈述的，而第七次口供则是根据第五次口供的变更而来的内容。
被告在公审法庭上说，那是在警察的精神折磨和诱导式审讯下，不得已才供认的。先假设认可被告的这一说法，以此来比较两次口供中的不同点，就会发现事实好像确实如此。即树林的地点和休息时间的变更，都是为了与住在山根末子家以东一百米处的村田友子的证言相符合。
村田友子的证言中提到：我听到路上有人朝东走的脚步声……那脚步声噼啪噼啪的，是光着脚走在被雨淋湿的路面上的声音……这样的脚步声大概持续了一分钟左右……但我也没多想，就又上床睡觉了……上床后，我听到客厅里的挂钟，响了一点的钟声，所以听到脚步声应该是在凌晨一点钟之前…
…本辩护人实地调查了案发现场附近，从被害人的家沿着公路往东共有三处树林，每一处都在证人村田友子家的东面。最近的一处大概与证人家相距八百米。然而，如果杀害山根末子的罪行的确是被告所为，那么这就与第二次的口供和证人“听到脚步声应该是在凌晨一点钟之前”的说法自相矛盾了。
因为自第二次口供以来，被告始终供述“我逃到外面（我实施犯罪后，从被害人山根末子家逃出去），在路灯下看了一下手表，时间是零点二十一二分”。被告当时戴的手表没有坏。是否杀人暂且不论，在犯了抢劫强奸这样的罪行之后，被告在路灯下看手表的印象肯定比平时更加深刻。
也就是说，被告对于凌晨零点二十一二分的记忆不会有错。审讯的警察也不得不认可这个时间。但是这样的话，就和村田友子的证言有出入了。村田家和被害人家间隔着田地，相距只有一百米，这个距离步行通常不要两分钟。按照被告先前的口供，那他应该是在零点二十三四分经过村田家前的公路，这与证人证词中提到在“一点钟之前”听到赤脚走路的脚步声之间有很大一段空白。
为了缩短这两者之间的空白，被告就必须把犯罪后“休息”的树林设定在被害人与证人家之间，而且这段休息的时间必须加长。为此他便称“山根末子家斜对面有一片田地，田后有片树林”，说他在那里休息了一下，并编造说他在那里休息了“三十分钟左右”。
这样一来，无需对被告从被害人家中逃出来的时刻进行变动，仍保留零点二十一二分，再算上被告往返那片树林的时间和休息的三十分钟，于是被告经过证人家前公路上的时间正好在“一点钟之前”。本辩护人在勘察案发现场周边环境时，的确看到被害人山根末子家斜对面有一片田地，田地往北两百米处有十几棵冷杉、枫树。
这勉强可算作“树林”。并且，田地中间没有路，要到那片“树林”，必须先沿着县道往西折回五十米左右，然后再从田埂上绕过去。另外，根据被告在警署的第二次口供，从证人村田家沿着县道往东走八百米处，也有一片上百棵树木形成的“树林”，并且就在县道边上。
从犯罪心理来说，作案后，犯人总是希望尽可能远离犯罪现场。在犯罪后想要休息一下以缓解疲劳和精神上的紧张感时，也会这样选择地方。可是在第七次口供中，被告却称他到被害人家斜对面的树林中休息。可那树林离被害人家非常近，在白天从那里可以直接望见被害人家。
而且被告必须从县道上绕个大圈子走田埂去，然后在那里休息三十分钟。这根本不符合逻辑。况且那片树林的树也很少。综上看来，被告到证人家沿县道以东约八百米处的树林休息才比较合情合理。那片树林在县道旁，树木也多。
“休息五分钟”的长度也很自然。总之，为了使被告对山根末子犯案结束后从证人家前的县道往东走的时间，符合村田证言中所说的“凌晨一点钟之前”，审讯的警官便强迫当时还是犯罪嫌疑人的被告作出了第七次口供。这一切都是为了“凑时间”。
因为证言中有“在凌晨一点钟之前听到有人赤着脚噼啪噼啪走路”这样的说法，于是出现了被告供述中“脱了鞋袜提在手里，光脚走在路面上”这样离奇的情况。这只能认为是警察强迫被告作如此供述的结果。被告经过证人家门前的县道，如前四次口供所述，是路灯下看手表的两分钟之后，也就是零点二十三四分。
那时证人还没有去上厕所，还在睡觉，所以她并没有听到犯人路过的脚步声。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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