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日刚过，春天还没来的时候，张春梅遇到两件事。一件好事，一件坏事。好事是尽人皆知的。她升职了，多年的媳妇熬成婆，成了杂志社的副主编，还是常务的。其实这位子早该是她的，只是过去，她不争不抢，无欲无求，一门心思扑在家庭上，照顾婆婆，辅佐丈夫，教育儿子。
当官，呵呵，她不感兴趣。现在不同。她四十多岁了。儿子刚签了保送，本校硕博连读，扎根西部某高校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丈夫事业有成，是大学教授，学术带头人，刚聘了博导，在圈内小有名气，主研究“加密”，很是个人才。
她作为倪伟强的夫人是有点骄傲的。也只有到了这个年纪，春梅才能安心“做官”——一切顺理成章。伟强的成功，对她的事业也是加持。做个副职，混到老，责任不用担多少，面子也好看，春梅觉得很满足。任命刚宣布，编室的同事们就要求她请客。
春梅也大大方方请了。日料。中等偏上的馆子，不过这么多张嘴，也算被敲了一笔。饭桌上，同事小王打趣：“哎呀，啥时候才能像春梅姐这样，花钱不看数字。”同事小胡接话：“怎么比，人家是功德圆满，我们是负资产，脱了鞋也追不上。
”春梅笑而不语，她是赶上了好时代，有房有车有存款，经济上她没有担忧过。她是年轻人羡慕的对象，事业有成，家庭和睦，人也还不算老。上头只有一个婆婆，身体还算健康，性格也算开朗，婆媳相处和睦。按说她最有资格享受人生。
可是，春梅不快乐。每天早晨一醒来，她总有点“如临大敌”之感，她觉得生活冗长、麻烦，没有希望，她把生活当成困难，而不是一次有趣的冒险。她对生活充满倦怠。她时不时觉得情绪低落，却找不到人排解。跟伟强没法说。
他看上去春风得意，正活得有滋味；跟儿子斯楠也没法说，她不想把负能量带给儿子——他还是孩子，正在学习，五年之内的目标是拿下博士学位，成为“准科学家”；跟老太太更没法讲——老太太的口头禅是，“我都满足得很！
”她觉得自己的日子跟过去比，好得不是一点半点，她的生活目标很简单，除了吃好睡好、大便正常，别无他求。那些对于老年生活担忧的传说，在她婆婆看来，根本是危言耸听。老太太强调，“不是人人最后都是瘫在床上要人端屎倒尿的”，她现在快八十了，还能自己做点小饭，给春梅搭把手。
只有春梅是郁闷的。终于，这郁闷迎来了小高潮，短、平、快，扣球！一下把她打蒙了。坏事只有她一个人知道——她的例假，毫无预警地，停了。去医院瞧，医生给开了点药，告诉她，妇女停经属于正常现象，让她不要慌张。
正常吗？老天！她才多大啊！人人都觉得她最圆满最幸福，可例假却毫不留情不失时机拆她的台，不告而别。这算什么？一个警告？是年龄发给她的生死牌？是，年轻的时候，春梅嫌例假麻烦，有一次还染红了她的白裤子，让她在外人面前出了丑。
可上了年纪，她逐渐意识到，例假是上天给予女人的勋章，一个不流血的女人，基本等于退出了生活的战场。河流干了，河床裸露，从此她成为中性人。不男不女，被剥夺了生育权，雌激素水平下降，伟强更有理由对她视而不见。
他们将完完全全成为一对社会学意义上的夫妻，而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春梅感觉自己未经审判，就直接被执行了死刑。糟透了！呜呼！悲哀！我老了吗？春梅想哭。她把这不快乐的根源归咎于伟强对自己的忽视。性生活，几乎没有；关心，面上的关心。
他们缺少推心置腹，多半是心照不宣，张春梅严重怀疑丈夫和他招的第一个博士——现在在所里从事博士后研究，等于是伟强的同事——周琴，有点故事。不过，春梅有涵养，也知道其中深浅，她既没点破，也不过问，静观其变，只是有一次在婆婆面前流露过失落，含沙射影地提及。
婆婆送她两句话。一句是，“年龄到了”；另一句是，“老二就你一个太太，我就你这一个儿媳妇，我活着，就不会变”。等于给她吃定心丸。她生了儿子斯楠，给倪家传了后，正宫位子稳坐，而且这么多年，她说的做的，老太太不是没数。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应当应分。老实说，春梅也感谢婆婆。多少年前，伟强迷恋过一个摇滚女孩，被婆婆一棒子打散，她是婆婆钦点来的“老家人儿”。说起来，她跟婆婆还沾点亲，虽然早出了五服[1]，但论理，春梅还是能叫婆婆一声姑。
她进这个家门，进得明明白白，婆婆对大儿媳二琥不满意，找她张春梅来，就是想让她给自己养老送终。伟强是大孝子，知道老妈的态度，所以就算玩，也有分寸，逢年过节从来都顾面场，没陪博士后去。只有一回情人节，春梅闻到一点不一样的香水味。
伟强很少喷香水，见外国朋友时除外。不过那个情人节，他香水喷得格外浓重。不是说所里开会吗？动动鼻子，春梅一下就分辨出来。有两种味道。他重喷香水，只不过为了掩盖另一种味道——出轨事实罢了。春梅当然没点破，只是那天，伟强竟然主动要求交公粮。
春梅半推半就，一晚上来了两次——他吃了药，特别勇猛。结束后，还支着头问：“舒服吗？”春梅说舒服。不舒服也得说舒服。男人觉得亏欠你才这样，她还得顾大面场。她和伟强的婚姻框架得保留，他们还是社会上的人物，女从文男做理，一对令人羡慕的夫妻。
春梅告诉自己，只能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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