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的瓦列特剧院经理斯杰潘-博格达诺维奇-利霍捷耶夫已经站在侦查员面前。他提供了一些新材料。现在已经清楚：沃兰德是首先对斯乔帕-利霍捷耶夫施行了催眠术，然后他化装成演员混进瓦列特剧院，又巧妙地把斯乔帕扔出莫斯科——天知道这一扔就扔出了多少公里。材料倒是有所补充，但侦破工作不但未因此有所进展，甚至可以说，反而变得更困难了：沃兰德既然有办法对利霍捷耶夫做出那样的事，显然就不会轻易地就范。对于利霍捷耶夫，根据他本人的请求，还是把他关进了一间比较保险的牢房。与此同时，瓦列奴哈被带进侦讯室。瓦列奴哈几乎两昼夜去向不明，刚回到家里就被逮捕归案了。
尽管瓦列奴哈已经向阿扎泽勒保证过不再撒谎，但这位总务协理还是从谎言开始了他和侦查员的谈话。不过，这倒也不必过分责怪他，因为阿扎泽勒是禁止他在电话里说谎，而此刻他们面对面讲话，并没有借助这种现代设备。瓦列奴哈贼目鼠眼地四下里扫着，对侦查员说：星期四白天他在瓦列特剧院自己的办公室里自斟自饮，喝得酪配大醉，后来便走出剧院。上哪里去了？不记得。后来又在什么地方喝了些陈年老酒。在哪儿喝的？不记得。然后就蹲在了一堵墙根下。在什么地方？也不记得。于是，侦查人员告诉我们的总务协理：他这种愚蠢而轻率的行为实际上妨碍着一桩要案的侦破，他对此当然要负法律责任。只是在这番警告之后，瓦列奴哈才痛哭流涕地用颤抖的声音，不住地四下张望着，说出了真情。他承认自己是在扯谎，因为他害怕沃兰德一伙对他进行报复，他已经落到这帮匪徒手中一次了。因此，他请求把他关进一间装甲的牢房，并说这是他所衷心哀求、求之不得的。
“呸！见你的鬼！你们这些人怎么都认准了要进装甲牢房？！”一个侦查员嘟哝了一句。
“都让那些坏蛋给吓坏了。”访问过诗人伊万的侦查员说。
侦查员们对瓦列奴哈尽可能安慰了几句，告诉他：即使不进任何牢房，他也是处于保护之下的。这时才弄清楚，原来瓦列奴哈并没有在什么墙根下面喝陈年老酒，而是挨了一顿打，打他的是两个人，一个长着颗獠牙，另一个是矮胖子……
“啊！长得有点像猫？”
“对，对，对！”总务协理小声说。他这才惊恐万状地回头张望着，交代了后来的详细经过：他在第50号住宅里呆了将近两天，还当了吸血鬼的眼线，险些把财务协理里姆斯基吓死……
这时刚从列宁格勒用火车押送来的里姆斯基被带进了侦讯室。但是，从这个满头白发、精神颓丧的老人身上已经很难看到原先那个精明强干的财务协理的影子了。他吓得哆哆嗦嗦，无论如何不愿讲真实情况。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显得极为顽固。里姆斯基一口咬定他那天夜里根本没有在办公室窗台上看到过什么赫勒，也没见过没有影子的瓦列奴哈，只是因为他感觉身体不适，在精神恍惚中乘上了去列宁格勒的火车。不用说，财务协理的证词又是以关进装甲牢房的请求结束的。
安奴什卡是在阿尔巴特大街百货公司拿着一张十元美钞交给收款员时被当场逮捕的。她说在花园大街那座楼里看到过几个人从窗户飞出去，还谈到她抬过一个金马掌，原来打算拾起来交给民警局的。人们认真地听取了她的证词。
“那只马掌确实是金的？上面还有许多钻石？”侦查员问安奴什卡。
“我还能不认得钻石？！”安奴什卡回答。
“可是，照您说的，那人给您的是十卢布的苏联钞票呀？”
“我还能不认得十卢布钞票？！”安奴什卡回答。
“那么，这些票子什么时候变成美钞的？”
“我不晓得什么叫美钞，也从来没见过美钞。”安奴什卡尖声说，“我有权利要这些钱，人家给我的是酬谢钱！我是拿这些钱去买花布的……”接着她便胡说起来，说什么是房管所让魔鬼住进了五层楼，才扰得四邻不安，这些事不能由她负责，等等。
安奴什卡的絮叨实在叫人心烦，因此，侦查员拿着钢笔向她摆了摆手，随即给她开了一张绿色出门证。安奴什卡离开这座大楼，大家才松了一口气。
随后又进来许多人，其中包括尼古拉-伊万诺维奇。他完全是由于他醋坛子太太的愚蠢才刚刚进民警局的：他太太今天早晨向当局报告，说她丈夫失踪了。对于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出示的魔鬼证件——证明他在此其间参加了撒旦的晚会——侦查员并未表示惊奇。关于他在空中运送玛格丽特的女佣人、赤条条的娜塔莎，把她运到极遥远的河里去洗澡，以及在这之前玛格丽特赤身裸体地坐在二楼窗台上等情况，尼古拉-伊万诺维奇讲得与事实多少有些出入。例如，他认为没有必要再提自己拿着玛格丽特扔下的衬衣跑进她卧室的这一细节，也不必再提他曾把娜塔莎称作维纳斯的事。按他的说法，似乎是娜塔莎忽然从窗里飞了出来，跨在他身上，骑着他就飞出莫斯科了……
“当时我处于暴力之下，只得屈从。”尼古拉-伊万诺维奇说。他结束他的胡诌时，对当局提出一个请求：绝对不要把这件事告诉他太太。当局答应了他的请求。
根据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的证词可以确定：玛格丽特-尼古拉耶夫娜和她家的女佣人娜塔莎显然都已失踪。因此，马上采取了搜寻措施。
人们就是在这种分秒必争的紧张侦破工作中迎来了星期六的早晨。这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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