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说我们的牌都亮到桌上了。”参议员的语调微微有了一点变化，不象刚才那么沉稳，而更象是在和一个同龄人交谈。“让我们假设你说的一切都是真的。那么船上的那个年轻人就没有权利得到法律上的帮助了吗？难道只因为某人的动机复杂就要挡回他伸向这位年轻人的援助之手吗？假如你，我的孩子，假如你落水了，快要淹死了，有个人认为你活着可能对他有用，就游过来救你。难道这时你还会在乎他的动机而拒绝他的帮助吗？”
“不，”阿兰说，“我想我不会拒绝帮助的。”
“那么还有什么区别呢？”德弗罗在他的椅子上向前靠了靠。“请允许我问你点问题。我想你相信应该对不公正的行为加以纠正的吧？”
“当然。”
“当然。”参议员理解地点了点头。“那么让我考虑一下船上的那位年轻人。我们得知他没有合法权利。他不是加拿大人，也不是个合格的移民，甚至连暂时过境者都不是。从法律的角度来看，他这个人根本不存在。因此，即使他想求助于法律和公正，请求法庭允许他进入本国或其他国家，他都不能那么做。这么说对吧？”
“要是我，恐怕得换一种说法，”阿兰说，“但就其实质来说是不错的。”
“也就是说，是的。”
阿兰狡黠地笑了笑。“是的。”
“然而，假定在今天晚上，同是那个年轻人在温哥华港口的那艘船上杀了人，或者纵了火，他会怎么样呢？”
阿兰点了头。他能看到问题的要害。“他会被带上岸并受到审判。”
“完全正确，我的孩子。而且如他被认为有罪，他将被处以刑罚，根本没人在乎他是否有法律地位。这样一来你就全明白了，法律是可以管得到他的，而他却得不到法律的保护。”
这是一番干净利落的说理。这不奇怪，阿兰想道。这位老人的确能言善辩。
不管善辩不善辩，主要的是他提出的论点是站得住脚的。为什么法律在这里只能单向使用？只能用来惩罚那人，而不能用来保护他呢？而且即使德弗罗参议员有其政治动机，但这丝毫也不能改变他提出的那个重要事实，那就是，在我们国度里出现了一个被剥夺了基本人权的人。
阿兰在思考着。法律能为船上的那个人做些什么吗？是能还是不能？如果不能，为什么？
阿兰·梅特兰德对法律和正义并没抱有什么幼稚的幻想。虽然他刚刚加入律师的行列，但他知道，所谓正义既不是自动实现的，也不是不偏不倚的。有时非正义一方还会战胜正义的一方。他知道，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对罪与罚都很有关系，那些用钱来充分利用一切法律程序的人往往很难因为犯罪而受到应得的惩罚，那些不太有钱的人则办不到。他确信，法律程序的迟缓有时会使清白的人失去应有的权利，有些人则因开庭一天的费用极高而未能寻求申诉和赔偿。而另一方面，在案件积压而过度繁忙的地方法院，法官们为有效地伸张正义，常常不能认真考虑被告人的权利。
所有从事法律工作的实习生和律师都迟早会了解这一切的，梅特兰德也一样。有时，这一现实使他感到十分痛苦，如同那些年纪虽长，但多年的法庭生涯已磨掉他们现实主义锐气的老律师同行们一样痛苦。
但是，尽管法律有其缺陷和不完善之处，它毕竟有一个最大的优点。那就是它本身，它的存在。它的最大的功劳就在于它有章可循。
法律存在的本身向人民表明，平等人权是一个值得追求的目标。至于法律的缺陷则需要通过改革纠正它。改革总是不断出现的，虽然总是落后于需要。但是，无论是对于最卑微的人，还是对于最伟大的人，只要他们愿意诉讼法律，法庭的大门总是敞开的，而在它的后面，同样敞开的还有上诉法庭的大门。
可惜，只有对亨利·杜瓦尔例外。
阿兰意识到参议员那怀着期待的目光正望着他。莎伦的脸上有一丝难以察觉的不满。
“德弗罗参议员，”阿兰说，“如果我受理这个案子，并假定船上的那个偷乘者愿意我为他辩护，那么我的委托人将是他本人，是这样吗？”
“我想你可以这么说。”
阿兰笑了。“换句话说——是的。”
参议员仰起脸来大笑着。“我开始喜欢你了，孩子。请接着讲。”
“即使你在事情的幕后，”阿兰谨慎地说道，“我代表我的委托人所采取的一切行动都只能由我和我的委托人来决定，不必与任何第三人商量。”
老人机敏地望着阿兰。“难道你不认为请戏班子的人有权……”
“不，先生，在这件事上不行。如果我有一个委托人，我就要努力满足他的最大需要，而不是去做政治上对别人最有利的事。”
参议员的脸上的笑容消逝了，他的声音明显地冷峻了起来。“我应该提醒你，我现在给你提供的机会是许多年轻律师梦寐以求的。”
阿兰站了起来。“那么我建议你到电话簿上找他们吧，先生。”他转向莎伦。“对不起，我让你失望了。”
“等一下！”参议员先开口了。他也站了起来，正视着阿兰。他那洪亮的大嗓门又响了起来。“我要告诉你，我的孩子，我认为你缺乏耐心，傲慢无礼，知恩不报，但我还是接受你的条件。”
于是，他们握手成交，参议员让阿兰留下吃午饭，但阿兰谢绝了。“我最好今天就到那条船上看看，”他说道。“因为船要按时起航，时间恐怕不多了。”
莎伦领着他朝门口走去。阿兰一边穿着大衣，一边意识到她有意朝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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