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交易舞、去卡拉OK唱歌。每回交两千元左右的活动费，能唱歌、跳舞，好像连点心都发，还能把布丁啊江米糖啊香蕉什么的带回家来，好像是小孩子聚会似的。《东京塔》第7节(5)妈妈回忆起自己的学生时代时常常会说“那时也想去好的学校学习英文 ”像是为了重温校园生活一样。
妈妈去参加白桦会的活动时，总是化着较浓的妆，胸前别的胸针几乎要把衣服都扯下去似的。今天有乐队的现场演出啦，七十五岁的大爷送了一串项链啦，妈妈回来的时候总是乐颠颠地向我做白桦会的报告，就好像家里住了一个女大学生一样。
不仅是妈妈如此，那个小圈子里的所有老人，都在享受着这些迟来的校园生活吧。另外，老人们毕竟还是要做老人们才做的事情，或者年纪大了都是千篇一律，妈妈也不可避免地经常往返于老太太常去的原宿、巢鸭地区。在那里和朋友一起吃吃什锦凉粉，淘一淘不知是印着什么动物图样的毛衣，还买回来十个不粘米粒的饭勺，让我“分发给工作中照顾过我的人”，没有办法，只能送出去。
人家冷不防地收到作为礼物的饭勺，常常用不明所以的表情看着我。住在町田的美津表姐夫妇、阿修、住在横滨女儿家的花札大学的老师早苗太太、住在东京近郊的妈妈的亲戚朋友们记挂妈妈，常来走动。住在九州的妈妈的姐姐野笛姨妈时不时地在箱子里装满各种做饭材料或是给妈妈的毛衣，就像是给在东京念书的孩子一样往这里寄送包裹。
惠美子姨妈也常有诚恳的信件写来。收到的“图案信”要是很有意思的话，妈妈自己也跟着开始试着那么写。阿布姨妈则频繁来电，每回都要说好久。不知为什么，我感觉一切都运转良好。甚至让人觉得，对妈妈来讲东京比乡下要更适合她。
她与他人的关系也因为来到了东京，反而比以前显得更有平衡感了。她的疾病并无恶化。她一直常去有名的医院，还参加乡下所没有的娱乐活动。我的工作忙碌起来，借江本的钱也还完了。妈妈睡觉的时间里，工作生活兼用的家里仍有人进进出出的。
对声响极为敏感的妈妈穿着睡衣就出来给人家倒茶。我考虑到工作的空间过于逼仄，于是在同一个大楼的十一层又租了一个房间。在保龄球馆更上方的一层，从窗户看得见首都高速四号线朝着新宿笔直地延伸而去。夜里的车辆发出红与白的灯光，无数的车辆川流不息，煞是好看。
我把办公桌和书还有床搬到十一楼，给妈妈买了电视。我吃饭洗澡在七楼，工作睡觉在十一楼。虽然像是多盖了一个儿童房，不过于我而言这环境已是相当舒适了。我从十五岁开始独自生活，从不顾忌任何人的想法，我行我素，出来之后长年过着随心所欲的生活，三十岁后却要只隔着一扇门和妈妈一起过。
电视的声音太大会被抱怨，看色情电影也是忐忑不安，只能戴着耳机看，备感紧张。即使工作到深夜，也要被提醒早点睡觉，让人无可奈何。度过了十五年自由放浪的生活之后，年过三十的自己甚至连手淫都要像忍者似的踮着脚尖到洗澡间里，就像要用淋浴销毁犯罪证据似的，俨然才十几岁的青年人。
这样的生活我从未想象过，那时真是让人备感拘束。而妈妈因此才能安然入睡吧。一切都在逐渐好转。缴税的确定申报下来了，曾经以为自己这辈子都不可能会缴税的，不想这天却不知不觉来到了。申报可以追溯到两年前。账本是妈妈戴着眼镜记录并订好的。
好几年的小区税和保险税都攒到一起来了，就连吸烟也要限量。对此，我视若不见。不过，妈妈像是在政府里办好了分期付款的手续。我睡在十一楼的房间里之后不久，有一天午饭时妈妈对我说：“我给你呀，买了一张床。”“啊？
为什么？”“那个折叠床顶着后背太疼了吧，你睡不好觉会休息不好的。在冢的商业街上的家具店里有床，我在那已经预订好了。有好多种呢，不过这东西每天都用嘛，干脆豁出去买个好的。就睡那个吧。”“花了多少钱？”“大概十四万吧。
”“你有那么多钱？”“啊，这些就是全部了。”平时的生活费都是我在月末把房租那部分交给妈妈，由她交给大楼的管理办公室。饭费以及零碎的花销那些，都是妈妈在没有钱的时候就告诉我“生活费没有了”，我再适量地给她三万或是两万这样的零用钱。
《东京塔》第7节(6)此时我又接着向妈妈问起了很久以前就想知道的事情。“妈妈并没什么存款吧？”“啊，已经都花光了。”“那么，养老保险是怎么交的呢？”“养老金也是，本来一直交着的，后来中途手头太紧，就停下来了 虽然可惜，也只能那样了。
”这并非是妈妈不好，而是养老金制度不好。像妈妈这样直到六十岁都靠打短工勤奋工作着、生活也总是精打细算，却只能靠低工资过日子的人，又怎么能够月月上缴养老保险呢？也有人说不交不好，可是对于把每个月的一万元都作为直接关系到能否活过当日的一笔大钱的人来说，要交付给那并不知道是否存在的未来，这在情理之上也说不过去。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短袖的衣裳无论怎么伸展都无法变成长袖的。若是知道人生百态，工作也有形形色色这回事，就应为那些孤独的老人和病人，以及低收入的劳动者做些不同方式的事情，多给他们些什么。在靠占用养老保险金而造出来的大厅里举办摇滚音乐会这种事，即使听了也只能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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