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子，否则我们根本不必继续进行。我们实在很难对这些说法置若罔闻，因为只要其中有一项见解最后证明是对的，我们就已经万劫不复了。我问了自己很多次，我们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而且因为我不是水手，也没有办法反驳这些一而再、再而三的警告。
但是，我手中还是握有一张王牌，这也是这趟航行的基础所在。在我心里，我一直知道，在某一段时间里，沿海地区的唯一交通工具就是像我们这种木筏，史前文明也是借着这种工具从秘鲁传到群岛上的。所以我最后的总结是，如果康提基在公元五〇〇年可以用轻木木筏漂浮在大海上，捆绑的材料也没有问题，那么只要我们造的木筏和他的一模一样，就可以航行。
班特和赫门反正已经完全深入地了解了这个理论，所以当专家在为我们悲叹时，这些男生还是“不为所动”地在利马玩得很高兴。只有在某一天晚上，托尔斯坦曾心急地问我是否确定洋流方向是正确的。因为我们去看电影，看到桃乐丝·兰摩(12)在美丽的南太平洋群岛上与一群女孩穿着草裙，在棕榈树下大跳草裙舞。
“我们一定要去那里，”托尔斯坦说，“如果洋流不是朝你所说的方向流，那我就要跟你说抱歉了！”离出发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我们来到普通的护照查验办事处，申请离境，班特站在最前面，当我们的翻译。“你叫什么名字？
”一位看起来一丝不苟的小职员，透过眼镜怀疑地看着班特的大胡子。“班特·安梅利克·丹尼尔森。”班特毕恭毕敬地回答。那个人将一张长长的表格放进打字机里。“你搭哪一艘轮船到的秘鲁？”“这个嘛，你知道，”班特弯下腰跟这位和气的小职员解释，“我不是搭轮船来的，我是划独木舟来的。
”这个人吓呆了，目不转睛地看着班特，然后在表格的一格空白处敲打出“独木舟”。“那你打算坐哪一艘小船离开秘鲁？”“这个嘛，你知道，”班特彬彬有礼地说，“我不是要搭小船离开秘鲁，我要搭木筏离开。”“不要开玩笑了！
”职员生气地高声喊叫，然后把表格从打字机里抽出来，“可不可以请你好好回答我的问题？”在我们出发的前几天，粮食、水和我们的装备都已被搬上木筏，我们带了六个人四个月的食物分量，装在用于包装军需品的硬纸板盒里。
赫门突发奇想，建议将沥青煮沸，在每一个纸盒四周涂上一层沥青，并在上面撒满沙子，防止纸盒彼此粘在一起。然后把食物装进纸盒，包得严严实实，最后再将纸盒塞在竹子甲板和支撑甲板的九根横梁中间。我们到高山上泉水清清亮亮的水源地，用五十六个小水罐装了两百七十五加仑的饮用水。
这些水也是一样紧绑在甲板与横梁之间，这样水罐就能常常浸到海水中。至于我们剩下的装备，以及装满水果、根茎蔬菜和椰子的大藤篮，则绑在竹制甲板上。诺特和托尔斯坦规划出船舱的一个小角落作为无线电区域，此外，我们在船舱内的横梁间共绑了八个箱子。
其中两个箱子装科学仪器和底片，另外六个则分配给每人一个，说好每个人可以依喜好装进个人物品，能塞多少就塞多少。像艾瑞克就带了好几卷图画纸和一把吉他，结果箱子太满了，还得把长袜放在托尔斯坦的箱子里。班特的箱子请了四位水手才抬上来，因为他的箱子里全是书——他竟然成功地塞进七十三本社会学与民族人类学的书。
我们在这堆箱子上面放上芦苇编的垫子和我们个人的草席，一切安顿就绪，我们准备出发。首先，我们将木筏拖离海军区域，在港口划了几圈，看这样装载货物是否会影响木筏的平衡。然后将木筏拖至卡瑶游艇俱乐部，在出发前一天，邀请来宾与有兴趣前来参观的民众出席，然后为木筏命名。
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七日，挪威的国旗升起，一起在桅顶上飘扬的，还有其他给予这趟远行实质帮助的国家的旗帜。码头上人头攒动，人们争相目睹这艘奇怪的木筏受洗，从他们的肤色和轮廓看来，其中很多人的祖先在沿海地区使用过轻木木筏。
此外，也有以海军和政府为代表的西班牙后裔，还有美国、英国、法国、中国、阿根廷和古巴等国家的大使，英属太平洋殖民地的前任总督，瑞典和比利时的部长，以及总领事长所率领的来自挪威小殖民地的同胞。当然，还挤满了新闻记者，镁光灯不停地闪。
我想，现场恐怕就差再来一支管乐队和一面大鼓了！有一件事我们六个人彼此早已心照不宣：即使这艘木筏一出港口就散架，我们也要每人抱住一根原木，划也要划到波利尼西亚，绝对没脸回头。我们的顾问，同时也是我们与陆地的联络人葛得·瓦尔德，准备用椰奶为这艘木筏施洗。
使用椰奶的原因，有一部分是为了配合石器时代的氛围，另一部分则是因为出了一点小差池，香槟被阴错阳差地放在托尔斯坦的箱底。主持人以英文和西班牙文告知在场的朋友，这艘木筏将以印加的祖先——那位一千五百年前从秘鲁出海，一路往西方航行直到不见踪影，之后又在波利尼西亚出现的太阳王——为名，葛得·瓦尔德宣布，这艘木筏取名为“康提基号”。
她用力将其实已经预先敲裂的椰子砸向船头，结果敲得太用力了，溅了我们这些恭恭敬敬站在周围的人一头椰奶和果肉碎片。接着竹制帆桁被拉起，船帆跟着张开，帆的中央现出康提基蓄着胡子的头像，这是我们的艺术家艾瑞克用红色颜料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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