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穿白色衣服的人出来接待我，请我坐下，然后他又出去了。过了一会儿，有扇大门开了，我被带到一间更精致的房间，一位穿着挺括的制服、仪表堂堂的人向我走来。我想，这应该就是总统，于是我立即打起精神。然而不是，这位穿着金边制服的人请我在一张古典直背椅上坐下，然后就走了。
我坐在椅子上不到一分钟，又换另一扇门开了，有一位仆人向我鞠躬，领我进入一间金碧辉煌的大房间，里面摆着镀金的家具，布置得富丽堂皇。这位仆人一眨眼又不见了。于是我独自坐在一张古典沙发上，从位子上可以看见一整排门户大开的空房间。
实在是太安静了，我甚至能听到几个房间之外有人正在小心地咳嗽。然后，一阵平稳的脚步声趋近，我跳起来，支支吾吾地和一位穿着制服、外表威严的绅士打招呼。然而不是，这也不是总统。但是拼拼凑凑地我能了解他所说的，他说总统要他先来和我打声招呼，部长会议一结束他就马上过来。
十分钟后，平稳的脚步声再度打破寂静，这回是个佩有黄金穗带和肩章的人走进来。我连忙自沙发上跳起来，深深地鞠了一躬。这个人对我鞠了个更深的躬，然后带我穿过几个房间，再走上一段铺着厚地毯的楼梯。接着他把我留在一间只有一张皮椅和一张沙发的小房间里。
就在这时候，进来一位穿着白西装、身材矮小的人，我正等着听从指令看他要带我去哪里，但是他哪儿都没带我去，亲切地和我打了个招呼之后，就一直站在原地。原来，这个人才是布斯塔曼特·里维罗总统。总统懂的英文只比我懂的西班牙文多一点，所以在我们彼此打完招呼，他伸手示意我坐下后，我们会的那些常用词汇就已经耗尽了。
手势和表情是很有用的，但是却无法让我拿到在秘鲁海军港建造木筏的许可令。我唯一能了解的，就是总统听不懂我的话，而他比我还要了解这个事实。过了一会儿，他走了，再回来时，身边还有空军部长。空军部长雷维瑞多上将是个精力充沛、体格健壮的人，穿着胸前有翅膀标志的空军制服，说一口带美国腔的流利英文。
他误会了我想获准进入飞机场，我首先表示抱歉，然后告诉他我需要被批准的是海军港。这位上将笑着解释说，他只是被叫来当翻译而已。雷维瑞多上将把我的意思一点一点地翻译给总统听，总统专心地听着，并且通过雷维瑞多上将提出一些尖锐的问题。
最后他说：“如果‘第一批发现太平洋群岛的人是从秘鲁去的’这个理论真的可能，那么秘鲁对这趟远征就有兴趣，所以如果我们能帮上什么忙，就尽管告诉我们。”我要求一个可以在海军围墙内建造木筏的空间、进入海军工厂的许可、一个可以存放我们带来的装备的仓库、有权使用干船坞、请海军人员协助我们的工作，以及一艘拖船，可以在我们要启程时，将我们拖离海岸。
“他要求什么？”总统问得很急切，所以我听得懂。“不多。”雷维瑞多上将回答。他看着我，目光明亮，总统于是满意地点点头表示允许。在这次会见的尾声，雷维瑞多上将对我承诺，外交部长会收到由总统亲自下的命令，而海军部长尼耶托将尽量提供给我们所有协助。
“祝福你们！”上将边笑边摇摇头说。副官走进来带我出去，外面还有一位传令员在等着我。当天，利马的报纸刊登了一段挪威木筏远征队将由秘鲁出发的新闻，同时报上也刊登了一则消息：一队瑞典、芬兰联合科学考察队，已经完成了对亚马孙河(8)流域丛林印第安人的研究。
考察队的两名瑞典籍队员，是驾独木舟沿着河流来到秘鲁的，刚刚抵达利马。其中一位名叫班特·丹尼尔森，来自乌普萨拉(9)大学，打算在秘鲁研究高山印第安人。我在饭店里把这则新闻剪下来，然后写信给赫门，告诉他建造木筏的地方，这时有人敲我的房门。
来者是一位身材高大、皮肤晒成古铜色、穿着热带服装的人，当他拿下白色头盔时，你还以为他的脸就是被这把野火般的金红胡子烧黑的，而且把他的头发也烧得所剩无几。这个人虽然浑身都是野外工作的痕迹，但看得出他是属于学术圈的。
“班特·丹尼尔森。”我猜。“班特·丹尼尔森。”这个人自我介绍道。他听说木筏的事了。我请他坐下，心里这么想。“我刚刚听说木筏的计划。”这个瑞典人说。而现在他要来推翻我的理论，因为他是民族学家。我想。“我今天是来请求你们让我加入木筏远征计划的，”这个瑞典人平稳地说，“我对迁移理论很感兴趣。
”我对这个人一无所知，只知道他是科学家，刚从丛林里出来。但是，一个瑞典人有胆量独自与五个挪威人待在一个木筏上，那他应该不是那种有洁癖、难相处的人。而且就连他那把显眼的大胡子，也掩盖不住他和平的天性和快乐的幽默感。
班特就这样成为我们的第六个组员。当然，因为我们本来就还缺一个成员，而且他是我们当中唯一会说西班牙语的。几天之后，当我搭乘客机沿着海边向北边嗡嗡飞去时，我再度怀着敬畏的心情看着脚下无尽的蔚蓝大海。大海好像悬在半空中，无拘无束地漂浮着。
再过不久，我们六个人就要像微生物一样，集聚在大海里的一个小斑点上了。海里的水这么多，仿佛要从西方的地平线那里溢出去了。世界如此荒芜广袤，然而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彼此之间却至多只能隔开几步之遥。不过，我们暂时都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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