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足够的活动空间。现在赫门正在厄瓜多尔等待木材，诺特·郝格兰和托尔斯坦·拉比刚搭机抵达纽约，画家艾瑞克·赫索伯格正从奥斯陆搭船前往巴拿马，我正在飞往华盛顿的途中，而班特则留在利马的旅店，等待与其他人会合，然后出发。
这五个人彼此都不曾谋面，而且各有各的秉性。这样一来，我们一起待在木筏上反而不至于在短短几个星期后就彼此感到厌倦。低气压的暴风乌云，以及极具威胁性的坏天气，都比不上六个大男人一起被关在一艘漂浮于大海的木筏上几个月的时间所造成的心理“风暴”来得危险。
在这种情况下，一则笑话往往和救生带一样可贵。二月的华盛顿，天气还是很糟，又冷又下雪。我回来之前，伯裘恩已经把无线电问题搞定了，并引起美国无线电广播业余联盟的兴趣，愿意收听我们从木筏上传过去的报告。此外，诺特和托尔斯坦正忙着准备收发装置，一部分是利用专为我们行程设计的短波发报机，另一部分则是利用战争时期所使用的秘密破译装置。
如果我们要完成在旅程中计划做的事，那么现在得做准备的，还有大大小小几千件事呢。档案里的文件越来越多，有军方文件、民间文件，有白的、黄的和蓝的，有英文、西班牙文、法文和挪威文的。光一趟木筏之旅，就得用掉半棵枞树造的纸。
法律条文处处束手束脚，得一环一环打通。“我敢说这一堆信件差不多有二十磅重。”有一天，当诺特弓着背在打字机上工作时，绝望地说。“二十六磅，”托尔斯坦淡淡地说，“我称过了。”我妈妈显然很了解我们最近的准备工作有多疯狂，因为她来信说：“我盼着早点听到你们六个人都安全登上木筏的消息！
”接着，有一天我们接到一封来自利马的急电，赫门被逆流的大浪卷起，甩到岸上，严重受伤，颈子脱臼，现在正在利马的医院接受治疗。托尔斯坦·拉比与葛得·瓦尔德立即乘飞机前往处理。葛得·瓦尔德在战时曾是驻伦敦的挪威跳伞突击队的秘书，她这阵子在华盛顿协助我们。
到了那里之后，他们发现赫门的伤势已经好转。医生用吊带牵引住他的头部半个小时，帮他把第一颈椎扭回原位。X光片显示，他颈部最上面的一块骨头裂了，而且发生了右旋。多亏赫门身体素质一向很好，虽然身上紫一块、青一块，又僵硬又有风湿，但他还是很快回到海军船坞，把所有轻木归拢好，开始工作。
不过他要继续到医院做复健，能不能与我们一起出航还是个问题。但对他而言，虽然一开始就在太平洋的怀抱里栽了个大跟斗，却从没有怀疑过自己到底能不能出航。随后艾瑞克在巴拿马乘机，诺特和我从华盛顿起飞，一起前往出发点利马集合。
海军港的造船厂里，摆着从克韦多森林运来的巨型轻木，看上去真是格格不入。刚砍下的原木、黄色竹材、芦苇及绿色香蕉叶等堆在一起，造我们那艘小木筏的材料就这样夹在一排排威风凛凛的铁灰色潜水艇和驱逐舰中间。军方派遣六名白皮肤的北方人，以及二十名褐色皮肤的印加人帮助我们，他们挥舞着斧头与长弯刀，把绳子拉紧，绳结系牢。
穿着整齐蓝金色制服的军官走过去，一脸疑惑地看着我们这群突然出现在他们眼前的陌生白种人，以及一堆简陋的植物材料。这是几百年来，第一次有人在卡瑶港建造木筏。在印加传说中，他们的祖先正是在这片近海水域从康提基这个消失部族那里学会了如何使用木筏航行。
然而今时今日，我们白人已经不允许现代的印第安人再使用这种木筏，因为搭乘边缘无栏杆的开放式木筏在大海中航行，很可能会丢了性命。印加人的后代跟着时代的潮流演进，就像我们一样，他们也开始穿折出裤线的长裤，军船也装备上了枪械保护自己。
竹材与轻木毕竟是属于原始时代的。是的，在哪里都是一样的，万事万物都在进步，甲冑和钢铁就是这么发展起来的。这个超现代的造船厂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帮助。班特做我们的翻译，赫门当造船总指挥，我们其他人跑遍了木匠与制帆店，找到半个仓库的空间堆放我们的设备，此外，还有一座小小的浮动码头，开始造船后，我们是要把木头放进水中的。
我们挑选九根最粗的原木，用绳索扎在一起作为木筏的主要部分，每根木头上都挖了一道道凹槽，用来预防绳索滑落。整艘木筏，我们没有使用任何长钉子、小铁钉或金属线。首先我们让这九根原木并排浮在水面上，如此一来，它们就会在水中自然调整到合适的位置，然后再将它们稳稳地扎在一起：最长的木头，有四十五英尺长，放在正中间，头尾都留出一段；然后按照由长到短的顺序，对称地将其他原木排在两边，左右边最外侧的木头也都有三十英尺长。
木筏船头伸长的部分像一把钝犁，而船尾两侧的木头被齐头裁掉，中间的三根木头则留出一截，一小段短粗的轻木横着固定在这里，作为桨架支撑长长的操舵桨。我们把九根原木用1.25英寸(10)粗的麻绳牢牢捆住，然后，将较细的几截轻木以三英尺一根的间隔，横着扎在这九根轻木捆扎的基座上。
这样木筏的基本结构就算是完成了，前后用了三百条长短不一的绳索，竭尽全力，将原木紧紧捆绑在一起，每一个结都扎扎实实。接着，我们把竹子一剖两半铺成甲板，每一条竹板都牢牢地绑在原木上，上面再盖上篾片编成的竹席。
在木筏中间，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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