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好几个星期，我们没看见一艘船只的影子，也找不到任何漂浮的残骸，向我们证明这个世界还有其他人存在。整片大海都是我们的，地平线大门敞开，真正的平静与自由就这么从天而降。空气中新鲜的盐味，还有我们周围纯粹的蔚蓝，仿佛已经冲刷、洗涤了我们的身体与心灵。
对木筏上的我们而言，文明世界的重大问题显得既虚幻又不真实。我们只在乎大自然，而伟大的自然界，似乎完全忽略了我们这艘小小的木筏；或者，它根本把木筏当作了自己的一部分，认定木筏不会破坏大海的和谐，而是跟鱼和鸟一样，适应了洋流。
大自然已经不会再像个可怕的敌人般猛冲过来。相反，它还成了帮助我们继续安全前进的忠实朋友。上面的风浪推着，下面的洋流则拉着我们的木筏往目的地前进。随便哪一天，如果刚好有一艘船在外海巡逻，和我们的航线有了交集，船上的人就会发现：我们正静静地随着一长排卷起的白色浪峰，上上下下、忽高忽低地漂荡着。
信风鼓起我们橘色的船帆，帮助我们驶向波利尼西亚。船上的人一定会看到木筏船尾上那个赤裸着上身、全身已经变成咖啡色的“大胡子”——他不是拉扯着乱七八糟的绳索，与一根长长的操舵桨死命对抗，就是在炽热的太阳下，坐在木箱上打盹儿，懒洋洋地把脚趾搭在操舵桨上控制方向。
假如这个人恰好不在船尾，你一定会在船舱门口发现他，手里拿着七十三本社会学书籍中的一本，趴在那里认真地读着。班特担任管家的工作，要负责日常食物的配给安排。而赫门则是无所不在——他可能正拿着气象仪器站在桅顶上；也可能戴着潜水蛙镜潜在木筏下，检查活动船板；或是坐在橡皮艇里让木筏拖着走，忙碌地使用气球和各种古怪的仪器进行测量。
他是我们的技术主管，负责气象与水文观测。诺特和托尔斯坦总是与他们的湿、干电池以及焊接铁和电路为伍。他们拿出所有在战争时期学会的本领，努力让小小的无线电收发站在离水面仅一英尺高且饱受浪花与露水骚扰的情况下，维持正常运作。
他们每晚轮流将我们的报告和天气观测结果传送到空中，然后再经由碰巧接收到信号的业余无线电爱好者将报告传到华盛顿的气象局，或者其他目的地。艾瑞克通常在缝补船帆和接合绳索，或是在木头上雕刻和素描这些满脸胡须的男人和奇怪的鱼儿。
此外，他每天中午都会拿着六分仪，爬到一个木箱上观看太阳，以便清楚地了解我们前一天航行了多远距离。而我则忙于写航海日志与报告，并采集一些浮游生物，还得钓鱼和照相。每个人都有他该负责的领域，因此谁也不去干涉别人的工作，除非是那些比较辛苦的工作，像是值班掌舵或烧饭等，都采取平均分配制——每个人必须在白天和晚上值班掌舵两小时。
而烧饭也是轮流值班，每人一天，六天一轮。木筏上没有什么律法或规定，唯独夜晚值班的人必须在腰间系上一条绳子，救生绳索也必须摆在固定位置，吃饭则一定要在船舱墙面外。当然，要“方便”必须去木筏的最尾端。每逢要做任何重要决定时，我们都会举行印第安人所称的“袍佤乌”(1)，先把事情好好地讨论一番，再做决定。
在“康提基号”上，普通的一天是这样的：每天早晨，刚值完夜班的人摇醒当天负责煮饭的人，于是当班的厨子睡眼惺忪地爬出船舱，在沾满露水的甲板上，伴着晨光捡拾飞鱼。我们没有依照波利尼西亚人和秘鲁人的饮食习惯吃生鱼，而是把鱼煎了吃。
所以我们在船舱门外的甲板上绑了一个木箱，箱内就放了一个小小的普立姆斯炉，然后在炉上煎鱼。这个木箱就是我们的厨房。由于船舱的遮挡，相较于木筏的其他位置，这里最少受到东南信风的吹袭。只有当风浪大到让普立姆斯炉的火焰摇曳太严重时，木箱才有可能着火，有一次，值班厨子刚好睡着了，整个木箱就变成一团火球，火苗甚至蹿到竹制船舱的墙面。
然而烟雾钻进了船舱，我们一闻到就立即把烧到墙面上的火扑灭了，毕竟在“康提基号”取水太方便了。煎鱼的味道还没有香到能让船舱中呼呼大睡的人每次一闻到就马上醒来，所以厨子通常得用叉子叉他们，或者高喊：“吃早餐了！
”那声音尖锐得让人不敢再继续睡了。而如果一早起来，没有在木筏周围看到鲨鱼的鳍，我们就会跳进太平洋里先游一会儿，再爬上木筏，在木筏边缘吃露天早餐。船上的食物还算差强人意，不至于让人挑剔。根据实验需要，我们分了两套食谱：一种是二十世纪舵手们吃的料理；另一种是五世纪康提基的料理。
托尔斯坦和班特刚好吃不惯鱼和海里的食物，所以成为第一种料理的实验对象，他们的食物仅限于扁扁小小的特殊供应包，我们将这些特殊的供应包存放在原木与甲板之间的洞里。每隔几星期我们就松开扎在甲板上的绳子，拿出绑在船舱前面的供应包。
事实证明，牢牢涂在纸箱厚纸板外面的那层沥青，真的有防水效果，反而是旁边密封的罐头食品，已经被不断冲刷过来的海水侵蚀毁坏了。当初，在康提基带领族人横渡大海的旅程中，既没有沥青也没有罐头食物，他们也没有发生严重的食物短缺问题。
康提基的时代跟现在没有什么不同，他们的食物有从陆地带上船的，也有从航行途中猎取的。我们可以这样假设，当康提基在的的喀喀湖被击溃，而从秘鲁沿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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