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便用普通的活动绳结来代替。支索因为时间久了，以及风吹日晒而日渐松弛，所以我们必须集齐所有人手，合作支撑桅杆，这两支像铁一样重的红树林桅杆才不会彼此碰撞，最后割破绳索而倒下。当我们在拼命地又拖又拉的关键时刻，鹦鹉就会开始用它嘶哑的破啰嗓音喊叫出来：“拖！
拖！呵、呵、呵、呵，哈、哈、哈！”而如果它把我们逗笑了，它自己也会笑，笑到最后，大概是觉得自己太聪明了，就会在支索上不断地荡来荡去。起初鹦鹉对我们的无线电装置怀有敌意。每当有人快乐而专注地坐在无线电的角落戴上神奇的耳机，也许正与美国俄克拉荷马州的无线电台通信时，耳机会变得毫无声响，不管他们怎么扯弄无线电、怎么扭转旋钮，都听不到任何声音，因为鹦鹉一直忙着咬掉天线，尤其在刚开始我们是用气球升起天线，这对它的诱惑力太大了。
但是有一天，鹦鹉大病了一场。它坐在鸟笼里皱着眉头，连续两天都没碰食物，它的粪便里有金黄色的天线碎屑，还闪闪发亮。这时候，无线电通信员开始后悔他们之前骂鹦鹉的气话，鹦鹉也痛自反省。从那天起，托尔斯坦和诺特就成了它的密友，而鹦鹉从此非放无线电的那个角落不睡。
当初鹦鹉上船时，它说的是西班牙语，但早在它开始模仿托尔斯坦最喜欢的地道挪威语感叹词之前，班特就表示这只鹦鹉的西班牙语已经带有挪威腔了。我们喜欢这只鹦鹉的幽默，也喜欢它身上斑斓的颜色，但我们只相处了短短两个月。
有一天，当它在桅顶的支索上散步时，一个大浪从筏尾打过来，当我们发现它被大浪冲走时，已经来不及了。“康提基号”是不能回头或停下来的。木筏上有任何东西被冲入大海，我们都别想回头去找——已经有很多经验证明了这一点。
当天傍晚，我们因为失去鹦鹉而情绪低落；我们很清楚，相同的意外有可能会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在夜里单独值班时，我们也可能就这么落入海中。我们把所有的安全规则定得更严，并拿出新的救生绳，供夜晚值班时使用。此外，我们还互相恐吓彼此，不要再因为过去两个月都进行得很顺利，就一厢情愿地相信不会有事了。
只要一个脚步稍有差池，一个不留神，我们可能就和绿鹦鹉同一个归宿，甚至在大白天也有可能发生。我们已经好几次观察到大大的白色乌贼卵壳了，看起来好像鸵鸟蛋或白色头盖骨在蓝色海浪上漂浮。在一个风平浪静的时刻，我们看到一只乌贼在水面下蠕动，我们一看，那颗雪白的卵就在我们侧面漂浮。
起初我们以为划着橡皮艇出去捞回来应该是蛮简单的——我们忘了，上一次我们也是这么想的，结果专捞浮游生物的渔网上的绳子断了，只剩整块网布遗落在船后。每次我们驾着橡皮艇出发去划划水或捡东西，都会系上一条绳子。
然而，让我们惊讶的是，风和浪竟然将橡皮艇吹离木筏，而那条从木筏拉出来的绳索，由于风力太猛，不断在水中产生紧急刹车的效果，导致我们根本没办法划回原来的位置。在离目标几码的地方，绳子不够长了，于是我们被“康提基号”拉着一路往西。
“一次失足，便是永别”，这个教训已经深深铭刻在我们的意识里，永远磨灭不掉。如果我们想要和木筏上的其他人一起继续前进，就必须撑着等“康提基号”的船头抵达大海另一边的陆地，因为木筏不可能折回头。鹦鹉不在了，无线电装置的角落显得空荡，然而我们的哀悼只维持了短暂的一天。
第二天，当热带阳光照射在太平洋时，我们就都看开了。接下来的几天，我们拉上来很多鲨鱼，鲨鱼的肚子里除了一大堆鲔鱼头和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之外，居然不断出现一些像鹦鹉黑色鸟喙的碎片。不过，当我们仔细查看时，证实这些黑色鸟喙应该是乌贼之类的东西留下的。
两位无线电通信员自从上船第一天起就得守在角落从事这项辛苦的工作。我们身处洪堡洋流内的第一天，海水就侵袭了电池箱，于是他们必须用帆布遮盖住敏感的无线电角落，海上的风浪虽大，能保住多少东西要听天命，但也要尽人事。
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在小木筏上架一根足够长的天线。他们试着用风筝将天线送上去，但是大风一吹，风筝就倒栽葱似的一头栽进浪头里消失了。于是他们又想到利用气球，但是热带阳光在气球上烧了一个洞，气球就这么落入大海。
接着，又得处理鹦鹉与无线电的仇恨。除此之外，我们在洪堡洋流里航行了两个星期，才从安第斯山脉的死亡区域里逃生，那时，无线电短波就像空肥皂盒里的空气，又闷又没有生气。然而，接下来有一个晚上，短波突然划破寂静，托尔斯坦呼叫的声音偶然被一位在洛杉矶的无线电爱好者接收到，当时他正坐着把玩发报机，打算与瑞典的另一位无线电爱好者连上线。
这个人问我们使用哪一种无线电装置，当他得到满意的答复时，又继续问托尔斯坦是谁、住哪里。当他听到托尔斯坦的住处是漂浮在太平洋中的一艘木筏上的竹制船舱时，我们听见了几声奇怪的按键声，一直到托尔斯坦提供更详细的说明后，他才镇定下来。
他告诉我们他叫哈尔，他妻子名叫安娜，她是瑞典人，他会告知我们的家人，我们还活着，而且一切很顺利。这天晚上的事带给我们一种奇怪的感觉：一位全然陌生、名叫哈尔的人，远在人口稠密的洛杉矶，职业是电影放映员，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