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筏之外，他是全世界唯一知道我们的位置及我们一切进行得很顺利的人。自从那天晚上起，哈尔和他的朋友法兰克·库瓦每晚轮流熬夜，等着接收我们自木筏传过去的信号。而赫门也收到了来自美国气象局局长的感谢电报，感谢他连续两天传送电报报告这个地区的天气，因为有关这个区域的报告少之又少，更遑论统计数值。
后来诺特和托尔斯坦几乎每晚都与其他业余无线电爱好者联系，并且通过在诺托登一位名叫艾吉尔·伯格的无线电爱好者问候挪威的亲朋好友。我们刚进入远洋海域的前几天，盐水太多导致整个无线电站完全无法运作。操作员日日夜夜地操劳，拿着螺丝钉和焊接铁奋力修理，那些远方的无线电爱好者大概都觉得木筏已经结束了它短暂的一生。
然而接下来有一晚，我们的呼号冲入天空，不一会儿，无线电的角落像蜂窝般发出嗡嗡声，好像几百个美国电台人员同时在回答我们的呼叫。的确，如果你不慎误入无线电发报区，真的和坐在蜂窝里没两样。整艘木筏都很潮湿，即使我们在操作员坐的轻木上铺了不渗水的橡胶布，但只要他用指尖敲打摩尔斯(5)键时，操作员的手指和臀部仍会触电。
而如果我们任何局外人想从装备无线电的角落偷一支铅笔，往往不是被电得头发直立，就是一碰铅笔，指尖也会爆出长长的火花。只有托尔斯坦、诺特和那只鹦鹉能够蠕动着身子闪进那个角落，而且毫发未伤。其余的我们，只好摆上一张厚纸板，标示危险区。
有一天深夜，诺特借着灯火坐在无线电的角落东摸西摸，突然间他摇摇我的腿，告诉我他刚刚一直在和一位住在奥斯陆郊外、名叫克利斯钦·阿蒙森的人在无线电上通话。这实在是有点破业余无线电爱好者的纪录，因为这艘木筏上使用的小短波发报机，每秒转速只有一万三千九百九十千周(6)，传输功率不超过六瓦特，大致相当于小手电筒。
这一天是八月二日，我们已经环绕地球超过六十度，因此奥斯陆是在地球上与此地相对的另一端。后天就是哈康国王(7)七十五岁生日，我们直接从木筏上传送一封祝贺电给他。这件事过后的第二天，克利斯钦再度与我们成功通信，他传送给我们来自国王的回电，愿我们好运常在，并且旅程顺利、大功告成。
我记得还有另一段插曲，正好作为整个木筏日常生活的对比。我们带了两部相机上船，艾瑞克还随身带了一包打算在旅程中冲洗照片的材料，如此我们可以拍下不寻常的事物。在鲨鱼来访之后，他就按捺不住地按照说明书上的比例将药水和清水混在一起，冲洗出两张照片。
底片看起来就像从极远的距离外拍摄的相片，什么都看不见，只有模糊的圆点和波纹，这张照片显然是毁了。我们利用无线电征询建议，信息被好莱坞一位无线电迷接收到，他打电话给实验室，不久又接进来，说我们的相片冲洗剂温度太高，我们用的水温度一定不能超过六十华氏度，否则底片会起皱。
我们谢过他的建议，并肯定地告诉他我们四周最低的温度就是洋流本身的温度，几乎有八十华氏度了。由于赫门是冷冻工程师，所以我用开玩笑的口吻要他将温度降低到六十华氏度。他要求使用一小瓶原计划用在充气橡皮艇的石碳酸，然后在一个上面盖着睡袋和羊毛背心的茶壶里变了戏法，突然间赫门短而粗硬的胡子上出现了雪粒，然后他带着放在水壶里的一大块冰块进来了。
艾瑞克重新冲洗相片，发现效果好极了。借由短波传播，对康提基的时代而言，仍是一种未知的奢侈。但我们脚下的海洋之波如一千五百年前一样，稳稳地将轻木木筏送往西方。在我们进入离南太平洋群岛更近的区域之后，信风改变了方向，天气变得有一点不稳定，出现了些微暴风雨的迹象。
风原本稳稳地自东南方吹来，直到我们一路越过赤道洋流，才逐渐转向正东方。我们在六月十日到达南纬六度十九分，这是我们这趟航程所到达的最北端。因为我们太接近赤道，从当时的情势来看，好像会再往北航行，甚至到最北的马贵斯群岛，完全消失在大海中，找不到任何陆地。
然而，后来信风转的弯更大，从东风转为东北风，画了道弧线将我们带往岛屿世界。航行中常常遇到这样的情况，就是连续好几天风与浪都没有什么变化，结果我们就完全忘记到底该轮到谁掌舵，当然，夜晚除外，因为夜里只有一个人掌舵。
风浪比较平稳时，我们会把操舵桨紧紧绑住，这种时候不需要任何人管，“康提基号”船帆仍然能鼓得满满的。如果在夜晚，轮班的人只要安静地坐在船舱门口看星星就行了，如果星座在天幕中的位置有了变化，就意味着他该出去检查一下，看到底是操舵桨松动了还是风向变了。
我们连续好几个星期观看星星在天幕上的移动，发现借助星星来确定航向可太轻松了。的确，晚上果真是没什么其他可看的。夜复一夜，什么星座在什么位置我们早就了然于心，而且当我们往赤道航行时，大熊星座就从地平线北边升上来，清晰可辨，于是我们开始焦虑，害怕会看见北极星，因为航行的人从南半球横越赤道之后，北极星就会出现在天际。
但当东北信风开始吹拂时，大熊星座就又沉下去了。古代的波利尼西亚人是一群伟大的航海家。他们白天利用太阳、晚上利用星星来判断方位。他们的天体知识丰富得惊人：他们知道地球是圆的。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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