尔-陶特为我辩解：“就语言之间的密切关联而言，我们完全可以排除这项理论。”他在一九四〇年四月三日的《温哥华省报》上刊出这段话，但是我们的话并没有传到纽约。很多年后，我见到这位知名的女士，她承认我们是属于不同领域的专家时，我原谅了她——她是一位社会人类学家，也是萨摩亚人性生活的专家，但对岩石雕刻和大海洋流，显然我比她了解得更多。
在希尔-陶特为我辩护后一个星期，希特勒的军队就侵略挪威了，当时，我与一位贝拉库拉族的印第安人，在已无人居住的夸特那海湾寻找他们祖先的遗迹。我和克雷顿·梅克驾着小独木舟——上头还有一只他猎杀的熊——正在贝拉库拉水道狭窄的峭壁之间划行时，有人在远处朝我们大喊：“挪威投降了！
”“向谁投降？”我喊回去，当时心里并没有意识到接下来的四年我将要停止太平洋研究，回到欧洲去打一场现代人的世界大战。这场以西北沿海印第安人的石器时代的成就为主题的学术战争很快就不了了之，而且也没有重新开始。
没有人能否认，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岛民是很棒的水手，并且已经在东南亚和波利尼西亚之间的很多岛屿上生活了数千年。真正惹恼了学者，并打乱了很多科学界平静的，是随后从南美洲出发的轻木木筏航行。教条就像炸弹一样无形，非得引爆才会出现状况。
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不久，进行了“康提基号”木筏之行，并写下这本关于我们探险过程的书，但是在战争期间，我已经在美国出版了迁移理论的外延理论。在《国际科学杂志》（International Science，第一册，纽约，一九四一年）里，我提出我的论点——起源于亚洲的西北沿海印第安人，已经迁移到夏威夷和其他波利尼西亚地区，与之前来自秘鲁的印加族早期居民发生了融合。
因此，在我为这本描述“康提基号”远征队探险过程的著作撰写前言时，我用了两个段落提到西北沿海印第安人和我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研究，而对于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我只用了两句话来说明。我写这本关于六个人和一只鹦鹉在木筏上的书，主要的目的是希望获得出版社的青睐，以谋求我另一份厚重的手稿得以出版，在建造木筏之前，就试图将其交给出版社和科学家，但是没有人愿意看。
《太平洋上的美洲印第安人：“康提基号”探险背后的理论》（American Indians in the Pacific: The Theory behind the Kon- Tiki Expedition）终于在木筏之旅结束五年后出版（斯德哥尔摩、伦敦、芝加哥，一九五二年），这时它已经变成一册八百多页的书籍了。
前两百页记录了许多从亚洲经由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再到波利尼西亚的人口迁移理论，以及在波利尼西亚三角区域里，身体形态与文化要素混合的重要性。没有人愿意错过前四章的标题：“波利尼西亚和旧世界”“波利尼西亚和西北美洲”“行经夏威夷的路”“波利尼西亚起源的复杂性”。
后来，我终于了解科学家与普通人没什么两样，但是已经太晚了——他们在自己专业领域以外的余暇，读书只是为了娱乐，根本不会想读一本由其他领域专家所写，参考、引用超过一千本书和科学报告，而且厚达八百多页的书。
这部大部头书出版后，我们航行到波利尼西亚才打破的教条，又被新的标签取代了，而且更难撇清“‘康提基号’的船长认为，来自秘鲁的高山印第安人到波利尼西亚定居生养。他否认任何来自亚洲的影响”。我忍受这项错误的指控好几年，无论我如何强调来自亚洲北方路线的重要性。
我不能否认我曾经从秘鲁乘木筏航行，但那主要是要说明科学家一致认为不可能的路线其实是可能的。在我的大部头书里，引用了一位英国船长沃斯的话（伦敦，一九二六年），他表示驾独木舟从英属哥伦比亚到波利尼西亚的可能性：沃斯船长曾经驾着西北沿海印第安独木舟“堤利库姆号”，随着东北信风，从温哥华岛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一直航行到汤加雷瓦岛，再到新西兰，其后他的独木舟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维多利亚市的雷鸟公园展出。
显然，不仅科学家不了解，连沃斯自己也不了解他这趟航行的科学价值。第一位对我们驾驶“康提基号”安全登陆波利尼西亚发表评论的科学家，是当时在秘鲁工作的美国考古学家理查德·雪德尔博士。很多年后，当我们一起在秘鲁沿海地区挖掘原始航海生活的遗迹时，他告诉我有一位记者问他“我们的木筏之旅到底证明了什么”，他回答，“没证明什么，除了证明这些挪威人是好水手”。
媒体上出现的第一个强烈反对意见，是来自波利尼西亚人类学泰斗彼得·巴克爵士，他纯粹就是嘲笑，他说，没有女人秘鲁渔夫要怎么在波利尼西亚传宗接代呢。彼得·巴克爵士写过一本有关波利尼西亚的畅销书，名为《日出的维京人》（Vikings of the Sunrise，纽约，一九三八年），在这本书中，他对波利尼西亚人的起源含糊其辞。
此外，他还出版了《波利尼西亚人类学入门》（An Introduction to Polynesian Anthropology），在太平洋岛屿研究中，一开始就将美洲排除在外，仿佛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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