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和汉密尔顿都要来。巴迪刚从莫拜尔回来。他现在农场帮忙。”“我有五年没见卡尔·马克思了。”“这就是我想来问你的事，”波西娅说，“你记得我刚才进门时就说过我来借东西和请你帮个忙。”考普兰医生将指关节按得咯咯响。
“对的。”“嗯，我来是想看看你明天能否和我们聚聚。除了威利，你所有孩子都在。我觉得你应该来一趟。你要是来，我会很高兴的。”汉密尔顿、卡尔·马克思和波西娅——还有威利。考普兰医生取下眼镜，手指按摩着眼皮。
过了一会儿，他清楚地看见那四个孩子，看见他们很久以前的样子。他抬起头，把眼镜放回鼻梁上。“谢谢你，”他说，“我会去。”那个夜晚，他一个人在漆黑的房间里，坐在火炉边回忆往事。他回想起自己的童年时光。他的母亲生来就是奴隶，获得自由后去做了洗衣女工。
他的父亲是一个牧师，一度和约翰·布朗有交往。他们用每周挣钱所存下的两三美元供他读书。他十七岁时，他们将他送到北方，在他鞋里藏了八十元。他在铁匠作坊当过学徒，在酒店里做过侍应。他同时还学习、读书、上学。
他父亲死后，母亲不久也跟着走了。经过十年奋斗，他当上了医生，他知道自己的使命，回到了南部。他结婚成家。他挨家挨户不停地宣讲他的使命和真理。同胞们绝望的处境让他痛苦得发狂，内心生出愤怒邪恶想摧毁一切的欲望。
他有时喝烈酒，呼天抢地。在他内心深处有一股野蛮的暴力，有一次，他抓起火炉边的拨火棍将妻子打倒在地。她带着汉密尔顿、卡尔·马克思、威利和波西娅回了父母家。他的灵魂在和邪恶的黑暗较量、搏斗。但黛西没有回到他身边。
八年之后她死了，他的儿子也不再是孩子，他们也没有回来。他成了一个孤独的老人，独自住一栋空房子。第二天下午五点，他准时来到波西娅和海伯尔的住处。他们住在镇上一个叫糖果山的地方。房子是一栋局促狭小的村舍，有一个门廊和两个房间。
屋里传来喋喋不休、嘈杂的人声。考普兰医生迈着生硬的脚步走近，站在门口，手里拿着破旧的毡帽。屋里人很多，一开始谁也没注意他。他寻觅卡尔·马克思和汉密尔顿的脸。他们旁边是外公和两个坐在地上的小孩。当波西娅发现他在门口站着时，他依然盯着儿子的脸看。
“父亲来了。”她说。说话声戛然而止。坐在椅子里的外公转过身来。他很瘦，腰都挺不直了，满脸皱纹。他穿着一件墨绿色的西装，是三十年前参加女儿婚礼时穿过的那套。背心上佩戴了一条光泽已失的铜表链。卡尔·马克思和汉密尔顿面面相觑，然后两人都往地上看，最终才看向父亲。
“本尼迪克特·马迪——”老人开口，“很久没见了，真的很久了。”“可不是嘛！”波西娅说，“这是我们大家那么多年来头回团聚。海伯尔，你到厨房里拿一张椅子来。父亲，这是巴迪和汉密尔顿。”考普兰医生和他的儿子们握手。
他们两个都长得又高又壮，局促不安。蓝色衬衫和工装裤把他们的皮肤衬成和波西娅一样的深褐色。他们没看他的眼睛，他们脸上既没有流露出爱，也没有恨。“很遗憾人没有来齐——莎拉姨妈和吉姆，还有其他人，”海伯尔说，“但今日大家是真高兴啊。
”“马车太满了，”有个孩子说，“我们只好下车走了很长的路，因为车上太满了。”外公用火柴挠了挠耳朵。“家里得有人留守。”波西娅紧张地舔了舔她深色的、薄薄的嘴唇。“我在想我们的威利。他从来都是各种聚会和热闹场面的主力。
我老想到他。”屋里一片窃窃私语，都表示同意。老人身子后仰靠着椅背，点着头。“波西娅，宝贝，请给我们读一点儿《圣经》吧，困难的时候，主的教导很有意义。”波西娅从屋子中间的桌上拿起《圣经》。“外公，你想听哪一章呢？
”“整本书都来自我们神圣的主，你的目光落在哪里就从哪里开始吧。”波西娅开始念路加福音。她读得很慢，细长柔软的手指滑过一行行字。屋里很安静。考普兰医生坐在大伙边上，将指关节按得咔咔响，他的目光四处游移。
屋子很小，不通风，很闷。四面墙上挂满了日历和粗糙的杂志油画广告。壁炉架上有一个插满红色玫瑰的花瓶。壁炉里的火慢慢燃着，油灯摇曳的光影打在墙壁上。波西娅读《圣经》的节奏如此慢，那些词语沉睡在考普兰医生的耳朵里，他昏昏欲睡。
卡尔·马克思懒洋洋地躺在地板上，和孩子们一起。汉密尔顿和海伯尔在打瞌睡。只有老人似乎在琢磨那些词语。波西娅读完一章，合上书。“我经常在想这个。”外公说。屋里的人都醒了。“什么？”波西娅问。“是这样的。
你记得耶稣让死人复活、让病人痊愈那部分吗？”“我们当然记得，先生。”海伯尔恭敬地说。“当我在犁地或干活，一天里有好几次，”外公慢悠悠地讲，“我想过和推算过耶稣第二次降临的时间。因为我太向往了，我觉得它会在我还活着时发生的。
我研究过好多次了。我是这样计划的。我会带着我所有的孩子、孙儿、重孙站在耶稣面前，对他说：‘主耶稣啊，我们都是悲伤的黑人。’主会把他神圣的手挨个放在我们头上，我们立刻就变得像棉花一样白。这个计划和推理在我心里想了很多次。
”屋里一片沉默。考普兰医生扯了扯袖口，清了清喉咙。他的脉搏跳得太快，喉咙发紧。在角落里坐着让他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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