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翻动着字母。接着，他的目光落在了自己的名字上：本尼迪克特·马迪·考普兰。文件夹里是几张肺部的X光片和简短的病历。他将X光片举到光下。肺的左上部有很亮的一块像被钙化的星星。向下有很大的一块阴影，沿着右肺向上扩展到双倍大的面积。
考普兰医生麻利地将X光片放回文件夹。只有他为自己写的简短病历还在手里。字写得大而潦草，他自己都认不出。“1920年——钙化。淋巴腺——淋巴门有明显的增厚。病灶被控制——功能恢复。1937年——病灶再度打开——X光片显示——”他读不懂这病历。
一开始辨认不出字，后来能清楚认出了，却搞不懂。末了只有四个字：“预后不定。”往日那黑暗的、狂野的感觉又回来了。他弯着身子，猛地拉开档案柜最下面的抽屉。一堆杂乱的信。来自“有色人种协进会”的信。已发黄的一封黛西的信。
汉密尔顿和他索要一点五美元的信。他在找什么？他的手在抽屉里翻找，最后僵硬地站了起来。时间浪费了。一个小时没了。波西娅在厨房的餐桌上削土豆皮。她萎靡不振，脸色哀伤。“挺起肩膀，”他生气地说，“别再闷闷不乐。
你一会儿消沉一会儿兴奋的，让人看不下去。”“我只是在想威利，”她说，“当然，信只拖了三天。但他没理由让我如此担心。他不是那种男孩。我觉得怪怪的。”“耐心点，女儿。”“我想我也只能这样。”“有几个病人我得去看，不过，很快回来。
”“好的。”“一切都会好的。”他说。在中午明亮、寒冷的日光下，他的快乐几乎都消失了。脑子里胡乱地想着病人的病情。肿大的肾。脑膜炎。脊柱结核病。他升起汽车后座上的曲柄。通常，他会喊路过的黑人帮他转动曲柄好发动汽车。
他的同胞也总是乐意帮助。但今天他自己调整曲柄，大力地转动着。他用外衣袖擦去脸上的汗珠，匆忙坐到方向盘前上路了。他今天说的话有多少能被理解？有价值的又有多少呢？他回忆自己的措辞，它们显得苍白而无力。留在心里不曾说出口的话更沉重。
它们涌到嘴边，让人焦躁。他受苦同胞的脸聚集着，不断膨胀，在眼前移动。他沿着大街缓慢地驾驶，心里充满了愤怒不安的爱。7小镇许多年未遇见这么寒冷的一个冬天。窗户的玻璃结满了霜，屋顶白茫茫一片。冬日的下午散发着朦胧的、柠檬色的光，阴影则是淡淡的蓝。
街上的水坑结了一层薄冰，据说圣诞节的第二天，在北边十英里处下了场小雪。辛格变了。安东纳帕罗斯离开后的最初几个月，他常忙于出门散很久的步。他散步远达数英里，小镇的四面八方他都走遍了。他漫游过河边稠密的居民区，这个冬天工厂变得萧条后，此处比往日更脏了。
很多人眼里流露出阴沉的孤独感。人们现在无事可做，能感觉到他们身上的某种焦虑。一种新的信仰突然热烈地传播开来。一个曾在染织厂干活的年轻男人忽然声称一股伟大神圣的力量进入他身体。他说，传播主的一套新戒条是他的义务。
这个年轻人设了一个帐幕，每晚都有几百人来，在地上打滚，相互摇晃身体，他们相信自己正和某种超人类的事物在一起。还发生了谋杀。一个吃不饱的女人认为工头克扣了她的工钱，朝他的喉咙插了一刀。有一家黑人搬到最阴暗的街道上最角落的房子里，此事引发了巨大的愤怒，房子被烧，黑人被他的邻居殴打。
不过，这些都是小插曲。没什么实质的改变。挂在嘴边的罢工从未付诸行动，因为人总凑不齐。一切基本是老样子。即使最冷的夜晚，“阳光南部”游乐场依然开放。人们和原来一样，继续做梦、打架和睡觉。出于习惯，他们不愿多想，免得迷失在明天之后的黑暗里。
辛格穿越气味难闻的黑人聚集区。此处有更多的欢乐和暴力。小巷里常常飘荡着杜松子酒辛辣的香气。温暖的、让人昏昏欲睡的炉火给窗户添了光彩。教堂几乎每晚都有聚会。褐色的草地衬托着舒适的小屋——辛格也经过此处。
这里的孩子更强壮，对陌生人更友善。他漫步经过富人区。那里的房子雄伟而古老，有白色的圆柱和错综复杂的铁栅栏。他走过高大的、砖砌的房子，车道上的汽车响着喇叭，烟囱里冒出挥霍的浓烟。他走到从小镇通向杂货铺的公路边缘，农民周六晚聚集在杂货铺，围炉而坐。
他经常漫游在四个主要的商业区，它们灯火通明，然后再穿过后面黑暗空旷的小巷。小镇没有哪个角落是辛格不知道的。透过窗户，他看过万家灯火。冬天的夜晚很美。天空是冷冽的蓝，星光闪亮。如今他散步路上常被人叫住聊天。
人人都认识他。如果有陌生人和他说话，辛格就掏出一张卡片解释自己的沉默。他在镇上无人不知。他走路时肩膀挺直，双手永远插在口袋里。他灰色的眼睛仿佛将周围的一切尽收眼底，他的脸上永远是平静的表情，那些非常睿智而忧伤的人们独有的表情。
无论谁想和他待一会儿，他都会愉快地停下脚步。毕竟，他只是在漫无目的地散步。现在镇上开始流传关于哑巴的各种流言蜚语。几年前，和安东纳帕罗斯一起时，他们来来回回走在上班路上，除此之外，两人总是待在房间里。
那时候，没有人打扰他们——若有谁留意到他们，也是因为那个胖希腊人。那些年里，辛格是被人遗忘的。关于哑巴的谣言丰富多样。犹太人说他是犹太人。大街上的商人说他继承了一大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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