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罗斯，他的聪明唯独他知道。随着那年过去，他的伙伴似乎在他脑海里拥有了更多位置，漆黑的夜晚里，他的脸会极其缓慢又微妙地浮现出来。关于伙伴的记忆都变了，所有不好的、犯蠢的事全忘了——只余下机灵的、好的。
他看见安东纳帕罗斯在跟前，坐在一把宽敞的椅子里。他坐得很安稳，一动不动。他的圆脸难以捉摸。他的嘴角在微笑，意味深长。他的眼神深奥。他看着那些向他诉说的事。他以他的方式领会了。这就是如今在他脑中盘桓的安东纳帕罗斯。
这就是那个让他想诉说一切的老伙伴。为了今年发生的一些事，他被留在一个陌生的国度了。独自一个人。他睁开了眼睛，周围的世界难以理解。他感到困惑。他观察他们说话的嘴形。我们黑人需要一个最终获得自由的机会。自由，只是奉献的权利。
我们想服务和分享，想工作和消费我们应得的回报。但你是我遇到的唯一一个能认识到我同胞的迫切需求的白人。你明白吧，辛格先生。我无时无刻不在想着音乐。我要成为一个真正的音乐家。也许，我现在啥也不懂，但到了二十岁，我就懂了。
明白吗，辛格先生？到时候，我要去一个下雪的国家旅行。我们喝完这瓶酒吧。我要小瓶的。因为我们在想自由的问题。这词就像我脑中的蠕虫。是？不是？多大？多小？这个词就是抢劫、偷窃和狡诈的暗号。我们将会自由，然后最聪明的人又能奴役他人。
但是！但是这个词还有另一重含义。所有词语里面，这个词最危险。我们知道的人必须警惕。这词让我们感觉良好——事实上，这个词是巨大的理想。然而，伴随这个理想的是为我们而准备的、最丑陋的罗网。最后一个揉了揉鼻子。
他不常来，话也不多。他问问题。这四个人一直来他房间超过七个月了。他们从不一起来——总是单独来。他一贯在门口迎接他们，带着真诚的微笑。需要安东纳帕罗斯的念头从未消失——和他伙伴走后的头几个月没两样——随便和谁在一起都比长期一个人好。
就像几年前，他向安东纳帕罗斯做了保证（甚至写了保证书，还贴在床头的墙壁上）——保证要戒一个月的烟、酒和肉。刚开始几天非常难过。他静不下来，躁动不安。他老跑去水果店找安东纳帕罗斯，查尔斯·帕克对他很不耐烦。
他一完成手头上的雕工活，就到店铺前和表匠、售货的女孩子消磨时间，或者逛到冷饮机那儿喝一罐可口可乐。那段时间里，随便和哪个陌生人待着都比一个人挂念香烟、啤酒和肉要好。最初，他一点儿也不理解这四个人。他们说来说去——随着日积月累，他们说得更多。
他对他们的唇形变得很熟悉了，便明白了他们说出的每个字。后来，又过了一阵子，他们还没开口，他就知道他们要说什么，因为基本是老调重弹。他的手让他备受折磨。它们不肯休息。它们在梦里抽搐，有时候，他醒来发现双手在面前比划着梦里说的话。
他不喜欢看他的手，也不愿想它们。它们修长、褐色，非常有力。前些年，他还很细心地护理它们。在冬天，他要抹油以防皲裂，还经常磨掉表面的死皮，指甲也都修得刚好到指头处。他喜欢洗手和护理它们。现在，他只是一天两次用刷子随意刷一下，然后又将手放回口袋里。
他在房间里来回踱步时，会用力按指关节，或猛拉它们，直到手指发痛。要不然就是用一只拳头去击打另一只手的掌心。有时，他一个人在家，想到他的伙伴，他的手不知不觉就开始比划手语。等他意识到，就仿佛一个正高声自言自语的人被发现一样。
感觉好像犯下了什么道德错误，羞愧混杂着悲伤，他的双手并拢放到身后。但它们不会放过他。大街上，辛格站在他和安东纳帕罗斯曾住过的房子前。傍晚是烟灰色的。西边有一缕缕淡黄色和淡玫瑰色的烟。烟雾缭绕的天空下，一只叫声刺耳的冬雀在花式飞行，最终落在一座房子的山墙上。
街道荒凉。他直勾勾地看着二楼右边的一个窗户。这里原来是他们的前屋，后面就是宽大的厨房，是安东纳帕罗斯做饭的地方。透过亮灯的窗户，他看见一个女人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她很高大，被灯光照得轮廓模糊，裹了一条围裙。
一个男人坐着，手里拿了份晚报。一个孩子拿着一片面包，来到窗前，鼻子压在玻璃上。辛格看见房间和他离开时一模一样——安东纳帕罗斯睡的大床和他睡的折叠床，圆鼓鼓的大沙发和折叠椅。拿来当烟灰缸用的打破的糖罐，屋顶漏雨在天花板上的湿痕，墙角放洗衣物的盒子。
像这样的傍晚，厨房里一般没有灯光，只有大炉子上的几个烧油的灶眼发出的火光。安东纳帕罗斯老将油芯调小，只有灶眼里才能看见那金色和蓝色斑驳的火苗。房间温暖，充满了食物的香气。安东纳帕罗斯用木勺子品尝每道菜，他们喝许多杯红酒。
炉前的亚麻油毡上，火苗照出了明亮的倒影——五个金色的小灯笼。浑浊的黄昏越来越暗，小灯笼则越来越清晰，夜晚终于降临时，它们都燃烧起来，耀眼鲜明。那时晚饭都做好了，他们打开灯，把椅子拉近桌子。辛格低头看那黑暗的大门。
他回想起他们早上一块儿出门，晚上一块儿回家。人行道坏了一块，安东纳帕罗斯有次摔了一跤，擦破了胳膊肘。有一个邮箱，供电公司的账单每月都寄到那里。他能感觉到手指上还残留着伙伴胳膊温暖的触摸。街道现在黑下来了。
他又抬头看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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