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到床上，挨着比夫。“你知道是谁用红色粉笔在工厂附近的墙和篱笆上写那些吓人的话吗？”“不知道，”比夫说，“什么吓人的话？”“那些话多数来自《旧约》，我好奇很长时间了。”每个人都主要在和哑巴说话。他们的想法在他那里聚合，就像车轮的轮辐指向轴心。
“天冷得很不寻常，”比夫终于说道，“前几天我查了一下旧记录，发现一九一九年气温降到过华氏十度。今天早晨只有十六度，是那年寒冬以来最冷的一天。”“今天早晨储煤室的屋檐挂了冰柱。”米可说。“我们上周收入不够，工资发不出。
”杰克说。他们又议论了一会儿天气。每个人都在等着别人走。然后，突然一股冲动让他们全都同时起身要离开。考普兰医生最先走，其他人马上跟在后头离开。他们走了后，辛格独自站在房间里，他理解不了这状况，干脆想要忘记。
那个夜晚，他决定给安东纳帕罗斯写信。安东纳帕罗斯不识字的事实并不妨碍辛格给他写信。他一直都知道伙伴看不懂白纸黑字，但几个月过去后，他开始想象原先也许搞错了，安东纳帕罗斯也许向所有人隐瞒了他认字的秘密。
而且，也许疯人院中有识字的聋哑人，可以给他读信。他想了几个写信的理由，每当他感到困惑或难过，都有强烈的欲望想给伙伴写信。只是写好后，从没有寄出过。到了周日，他会把从晨报和晚报上剪下来的漫画寄给伙伴。每个月，他寄一张邮政汇票。
而他写给安东纳帕罗斯的长信在口袋里越积越多，最终付之一炬。那四个人走后，辛格披上他暖和的灰外套，戴上灰呢帽，离开了房间。他习惯了在店里写信。而且，他答应明天早上要交货，他想立刻完成，免得耽误。夜是寒冷刺骨的。
镶了金边的满月在天上。星光闪烁的夜空下是漆黑的屋顶。他一边走一边想着信的开头，第一句还没想好怎么写，人已经走到店铺了。他用钥匙开了门，走进黑暗的店里，打开前头的灯。他在店的最里面工作。一块布帘将他的地盘和店铺其他部分割开，因此像一个小小的私人空间。
他的工作台和椅子旁边，有一个沉重的保险柜放在角落；一个洗手间，内有一面发绿的镜子；摆满箱子和旧钟的货架。辛格升高了工作台，从毛毡盒里拿出答应交付的银盘。店里虽然很冷，他还是脱了外套，卷起了衬衫的蓝边袖口，好方便干活。
他在盘子中心的图案上费了很大功夫。他熟练专注地用刻刀刻着银器。工作的时候，他的眼里透出一种奇怪的、敏锐的渴望。他在想着给老伙伴安东纳帕罗斯的信。把活干完时已过了午夜。他将盘子收起，额头因为兴奋而冒汗。
他清理了工作台，开始写信。他喜欢运笔写字的感觉，他小心翼翼地写着，仿佛那不是信纸，而是银器。我唯一的朋友：我从我们的杂志上看到社团今年要在梅肯开会。会有主持人和一席四道菜的晚宴。我在想象它。记得我们一直想要参加一次会议，但从没去过。
我现在多希望我们去过。我希望我们能参加这次会议，我想象着它的样子。当然，没有你我不可能去的。他们从各大州来，带着满肚子的心里话和长久的梦想。某家教堂里还会有一次特别的仪式，如发金牌的竞赛活动之类的。我写我想象的这一切。
我既想也没有想。我的手不动的时间太长了，想不起来它究竟是什么样子。当我想象这次大会，就觉得所有的宾客都像你，我的朋友。有一天我站在我们家门前。那里有别人住了。你还记得门前那棵大橡树吗？为了不影响电话线，树枝被剪了，树就死了。
树枝烂了，树干的心空了。还有，店里的猫（你以前常抚摸的那只）吃了有毒的东西，死了。让人很难过。辛格握笔悬在纸上。他挺直身子，以紧张的姿态坐了很久，信没有接着写。他站了起来，点了根烟。房间很冷，空气里有一股酸臭的气味——混合着煤油、银器清洗剂和烟草。
他穿上外套，戴上围巾，又开始磕磕巴巴地写信。你记得我在你那边时提过的四个人。我给你画过他们的像，那黑人、那小姑娘、留小胡子的人，还有“纽约咖啡馆”的老板。我想和你说说他们，不过，不知道从何说起。他们都很忙。
实际上，他们太忙了，让人难以去描述。我不是说他们没日没夜地工作，而是说他们脑子里都想了太多问题，片刻不得安宁。他们到我房间来，说个不停，我都无法理解一个人怎么可以如此不知疲倦、喋喋不休。（但“纽约咖啡馆”的老板不同——他和其他人不一样。
他的胡子非常浓厚，一天得刮两回，他有一把电动剃须刀。他喜欢观察。其他人都有憎恨的事。他们也都有除了吃喝拉撒和交友外更热爱的事。这就是他们忙忙碌碌的原因。）留小胡子的人我想不太正常。他有时说话很明晰，像我很久以前上学时的老师。
其他时候净说些我理解不了的话。有时他穿着得体的西装，下次再见，他会穿着上班的工装服，又黑又脏又臭。他会挥舞拳头，说不堪入耳的酒后浑话，我可不想你听见。他觉得我和他拥有一个共同的秘密，但我不知道是什么。
我告诉你一件难以置信的事吧。他能喝掉三品脱的“幸福时光威士忌”，依然走来走去说个不停，不愿睡觉。你不会信的，但这是真的。我从女孩的妈妈那里租了房间，每月十六元。这女孩原来喜欢穿短裤，像个男孩，但现在她穿蓝裙子和罩衫。
她还不算是年轻的女子呢。我喜欢她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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