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半，但是猪——”“等等！”考普兰医生说，“你偏离正题了。而且，你没有注意到黑人这个非常独立的问题。我一句话都插不上。所有这些我们都讨论过，但是不将黑人问题包括进去，不可能看清整体状况。”“回到我们的工厂村，”杰克说，“一个年轻的棉纺工从他能找到工作起，开始一周挣八到十美元，还不错的收入。
他结婚。第一个孩子出生后，女人也得在工厂上班。两人都工作，他们的工资加起来算一周十八美元吧。哈！他们要拿出四分之一来租工厂提供的棚屋。他们在公司拥有或控股的商店买食品和衣服。每一样东西商店都卖贵了。有了三四个孩子后，他们就被套住了，就像套上了锁链。
这就是农奴制的全部原理。然而，在美国，我们说自己是自由的。可笑的是，这个说法被深深注入那些佃农、棉纺工等所有人的脑袋里，他们都深信不疑。为了不让他们知道真相，可是用了一大堆该死的谎言啊。”“只有一条出路——”考普兰医生说。
“两条。只有两条。曾有一段时期，这个国家在扩张。所有人都认为自己有机会。哼！但那个时期已经过去了——一去不返了。不到一百家公司鲸吞了一切，只剩下点残骸。这些企业早已把人们的血吸干了，骨髓熬干了。大扩张的旧日子已去。
资本主义民主的整套机制是——腐烂和败坏的。前面只有两条路。一条：法西斯。另一条：最彻底的、最永恒的改革。”“还有黑人。别忘了黑人。一直以来，在我和我的同胞看来，南部就是法西斯主义，一直都是。”“对。”“纳粹践踏了犹太人的法律、经济和文化生活。
这里的黑人从来就不能享有这些。如果说，在德国发生的大规模和戏剧性的抢钱抢物没在这里发生，不过是因为黑人从没有积累财富的可能。”“这就是制度。”杰克说。“犹太人和黑人，”考普兰医生苦涩地说，“我们同胞的历史和犹太人漫长的历史是旗鼓相当的——只是更血腥，更野蛮。
像某种海鸥，假如你抓到其中一只，在它脚上缠一根红细麻线，其余的同类会把它啄死。”考普兰医生摘下眼镜，在断了的铰链处用金属丝又重绑了一下。然后在睡衣上擦了擦眼镜。他的手因激动而颤抖。“辛格先生是犹太人。
”“不是，这你错了。”“但我肯定他是的。这个名字，辛格。我第一眼看到他，就认得他的民族。从他的眼睛。再说，他和我说过。”“怎么会，他不可能说过，”杰克坚持着，“他是我见过最纯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爱尔兰和盎格鲁-撒克逊。
”“但是——”“我很确定。绝对的。”“好吧，”考普兰医生说，“我们别争了。”外面黑沉沉的空气已经凉快下来，屋里有了点凉意。几乎是黎明了。尚未破晓，天空是丝一般光泽的深蓝，月亮已从银色过渡到白色。四下寂静，黑漆漆的屋外只有一只春鸟清越孤独的啼鸣声。
尽管有微风从窗户吹进来，屋里的空气还是难闻和压抑。有一种既紧张又疲惫不堪的感觉。考普兰医生从枕头上向前屈身。他的眼睛充血，手抓着床单。睡衣的领口滑至骨头突起的肩膀。杰克的脚后跟搁在椅子的横轴上，硕大的手交叉放在膝盖间，呈一种期待和孩子气的神态。
眼睛下面有深深的黑眼圈，头发乱糟糟。他们看着对方，等着。沉默越久，他们之间的压力绷得越紧。最后考普兰医生清了一下喉咙说道：“我相信你不会无缘无故来这里。我相信，我们彻夜谈论这些话题不会毫无目的。我们谈了一切，只剩最关键的问题——出路。
一定要做些什么。”他们仍然看着对方，等待。两个人的脸上都露出期待。考普兰医生靠着枕头坐得直直的。杰克的手撑着下巴，身体前倾。暂停状态在持续。然后，犹豫不决地，他们俩同时开口。“对不起，”杰克说，“你先说。
”“不，你说。你先说。”“说吧。”“嗤！”考普兰医生说，“请继续。”杰克那如在雾中、神秘的眼睛盯着他看。“是这样。这是我的看法。人们唯一的出路是求知。只要知道真相，人们就不能再忍受压迫。只要有一半人知道真相，整个斗争就赢了。
”“是的，只要他们明白了这个社会的运作。可是，你打算如何告诉他们呢？”“听着，”杰克说，“想想连环信。一个人寄信给十个人，这十个人又分别寄给十个人——你懂吗？”他迟疑了，“不是说我来写信，但意思是一样的。
我只是四处宣讲。如果在一个小镇，我能把真相告诉十个不明白的人，我就感觉做了些有意义的事。明白吗？”考普兰医生惊讶地看着杰克。然后嗤之以鼻。“别天真了。你不可能就这样四处宣讲。还连环信，明白和不明白！”杰克的嘴唇颤动，立马因生气而皱眉。
“好吧。那你有什么主意呢？”“首先，我要说，在这个问题上，我曾经也想得和你差不多。但我已知道这种态度是多大的错误。半个世纪以来，我曾以为耐心是明智的。”“我没说要耐心。”“面对野蛮，我是谨慎的。在不公正面前，我保持平静。
为了想象中的大局，我牺牲了眼前的事物。我相信舌头，而不是拳头。我教导人们，在灵魂里保持耐心和信仰是反抗压迫的盔甲。我现在知道我错得多么离谱。我那是对自己和我的同胞们的背叛。全是胡说八道。现在是行动、迅速行动的时候了。
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地去战斗。”“但是怎么做呢？”杰克问，“怎么开始？”“怎么？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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