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则属多管闲事。嘲讽者嘲讽他人者同时亦怕遭人嘲讽。某日本人的话给我以瑞士。否则，给我以言论自由。像人，再像人……像人、过于像人那样的人，十之八九确像动物。某才子他相信自己即使成为恶棍也不会成为傻瓜。然而数年过后，不仅同恶棍全然无缘，反而一直是傻瓜。
希腊人将复仇之神置于宙斯之上的希腊人哟，你们已洞察一切！又而同时又显示我们人类的进步是何等迟缓！圣书一个人的智慧不如整个民族的智慧。只是，如果能多少简洁一点的话……某孝子他事母至孝。当然，他深知爱抚和接吻可以给其寡母以性的慰藉。
某恶魔主义者他是恶魔主义诗人。无须说，在现实生活中越出安全地带一次——仅仅一次——便再也不敢问津。某自杀者他决心为一件鸡毛蒜皮小事自杀。但这对他的自尊心无疑是沉重打击。他把手枪拿在手里昂然自语：“拿破仑在被跳蚤叮咬时也必定感到发痒！
”某“左”倾主义者他位于最左翼的左翼，故而蔑视最左翼。无意识我们性格上的特点——至少最显著的特点——超越我们的意识。自豪我们最为自豪的仅限于我们所不具有的东西。实例：Τ精通德语，但他桌子上常放的全是英语书。
偶像任何人都不反对摧毁偶像，同时对将自身塑为偶像亦无异议。又然而任何人都不可能泰然自若地以偶像自居，除非受命于天。天国之民天国之民首先应不具有胃袋和生殖器。某幸福者他比谁都单纯。自我厌恶自我厌恶最显著的征兆是企图从一切中觅出虚伪，且丝毫不以此为满足。
外表最怯懦的人看上去向来是最勇敢的人。人我们人的特点是犯神决不犯的过失。罚再没有比不受罚更痛苦的惩罚。如果神保佑决不受罚则另当别论。罪说到底，罪是道德及法律范畴内的冒险行为。因而任何罪无不带有传奇色彩。
我我不具有良心，我具有的仅仅是神经。又我屡屡诅咒他人“死了算了”，且他人中甚至包括自己的至亲。又我每每这样想道：就像我对那个女人倾心时她也对我倾心一样，我对那个女人生厌时最好她也对我生厌。又三十岁过后，我无时无刻不感到爱的饥渴。
随即大写特写抒情诗，却在尚未长驱直进时便败下阵来。不过这未必是我在道德上的进步，只不过是意识到了心里有一副小算盘而已。又纵使再心爱的女人，同其交谈一小时便觉得乏味。又我常常说谎。但从我口中说出的谎无不拙劣至极，当然诉诸文字时除外。
又对同第三者共有一个女人我并无意见。可是，不知幸与不幸，通常在第三者尚未察觉这一事实时，我便陡然对那女子生出厌恶。又对同第三者共有一个女人我并无不满。但有两个条件：或者同那第三者素不相识，或者亲密无间。
又对于为爱第三者而欺瞒丈夫的女人，我还是可以生出爱意；但对为爱第三者而置孩子于不顾的女人则深恶痛绝。又能使我感伤的，唯独天真无邪的儿童。又我三十岁前爱过一个女人。一次她对我说：“对不起你夫人。”我倒未特别觉得愧对妻子。
但她这句话却奇妙地沁入我的心中。我直率地想道：说不定我也对不住这个女人。至今我仍只对这个女人怀有柔情。又我对金钱淡然视之。当然是因为糊口总还没有危机。又我对双亲尽孝。因为都已老了。又对两三个朋友，纵使没说实话，也未曾说过谎言。
因为他们也没有说谎。人生即使革命复以革命，除了“入选的少数”之外，我们的生活想必也还是惨淡的。而且这“入选的少数”不外乎“傻瓜和坏蛋”。民众莎士比亚也罢歌德也罢李太白也罢近松门左卫门也罢，恐怕都将消亡。
然而艺术必在民众中留下种子。我在大正十二年写过“宁为玉碎不为瓦全”[68]，这一信念至今仍毫不动摇。又且听下落的锤音节奏。只要这节奏。只要这节奏尚存，艺术便永不消亡。（昭和改元第一日）又我固然失败了。
但造我之物必然造出别人来。一棵松的枯萎实在不足挂齿。只有存在广袤的大地，便有无数种子孕育其中。（同上）某夜随感睡眠比死亡惬意，至少较为容易。（昭和改元第二日）大正十二年（1923）——昭和二年（1927）[1] 日本近代诗人正冈子规（1867—1902）所作。
[2] 布莱士·帕斯卡（1623—1662），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哲学家。原句为“假如克娄巴特拉的鼻子是低的，地面一切将为之一变”。[3] 山本实彦创办，由改造社刊行的综合刊物（1919—1955）。
[4] 伊曼纽·史威登堡（1688—1772），瑞典灵异大师，被誉为“西欧历史上最伟大、最不可思议的人物”。[5] 雅各布·伯麦（1575—1624），德国神秘主义哲学家，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后理性运动中最有影响的领袖之一。
[6] 日本1918年发生“米骚动”后由警察组织的自卫组织。[7] 东京地名，当时的工业地带。[8] 东京千代田区靖国神社内的战争博物馆，建于1882年。[9] 应视为反语。[10] 或曰一刀三拜。喻雕刻佛像时的虔诚。
[11] 让·雅克·卢梭（1712—1778），法国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学家、文学家。[12] 普罗斯佩·梅里美（1803—1870），法国现实主义作家、中短篇小说大师、剧作家、历史学家。[13] 作者在上海旅行时的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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