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宗教热情、人道精神、名利欲、犯罪本能等等，强于死的东西必定不在少数。换言之，所有激情都比死更强有力（当然对死的激情除外）。以恋情而言，似乎也很难断定它在激情中尤为强于死。甚至看上去容易被认为是恋情强于死的场合，实质上支配我们的仍是法国人的所谓包法利主义——始自包法利夫人的感伤主义，习惯于将我们本身空想成传奇中的恋人角色。
地狱人生比地狱更为地狱。地狱所施加的苦难不曾打破一定的常规。譬如饿鬼之苦，不过是在将要取食眼前饭菜时上面突然起火而已。然而不幸的是人生所给予的苦难并不这么单纯。取食眼前饭菜之际，既有时上面蹿起火苗，又有时意外手到擒来。
而津津有味地食罢，既有时上吐下泻，又有时乖乖消而化之。在这种莫名其妙的世界面前，任何人都不可能轻易得手。假如堕入地狱，我保准以闪电速度一把夺过饿鬼饭食。更何况什么刀山血海之类，只消住上三年两载，也就可以处之泰然。
丑闻公众喜爱丑闻。白莲事件[24]、有岛事件[25]、武者小路实笃事件[26]——公众从这些事件中找到了多么大的满足啊！那么，公众何以喜爱丑闻尤其热衷于世之名人的丑闻呢？古尔蒙[27]是这样回答的：“因为隐蔽的自家丑闻得以显得理所当然。
”古尔蒙的回答一针见血，但未必尽然。连丑闻都制造不出的凡夫俗子们在所有名士的丑闻中找出了足以辩护自己怯懦无能的最好武器，同时物色到了赖以树立自己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优势的台基。“我没有白莲女士那么漂亮，但比她贞洁”；“我没有有岛氏那样的才华，但比他通达世故”；“我没有武者小路实笃…
…”——如此说罢，公众便如猪一般无比幸福地堕入酣睡之中。又另一方面，天才便显然具备能够制造丑闻的才能。舆论舆论通常是私刑，而私刑通常是一种娱乐。纵使不用手枪而代之以新闻报道。又舆论的存在价值，仅仅在于提供蹂躏舆论的乐趣。
敌意敌意同寒气无异。适度则给人以爽快感，而且在保持健康方面对任何人都是绝对不可缺少的。乌托邦完美的乌托邦所以出现，原因大约是：如不改变人性，完美的乌托邦便无从产生；而若改变人性，原以为完美的乌托邦即黯然失色。
危险思想所谓危险思想，乃是企图将常识付诸实施的思想。恶具有艺术家气质的青年，对“人之恶”的发现总是落于人后。二宫尊德[28]记得小学语文课本中大写特写二宫尊德的少年时代。生于贫苦人家，白天帮家里做农活，晚间编草鞋。
一边和大人同样劳作，一边以顽强的毅力坚持自学。像所有立志谭即所有通俗小说写的那样，很容易让人感动。实际也是如此，不满十五岁的我在为尊德的志向感动的同时，甚至为自己未能生在尊德那样的穷苦人家而后悔，认为乃自己的一个不幸…
…但是，这个立志谭在给尊德带来名誉之时，另一方面当然使尊德双亲蒙受恶名。他们全然不为尊德的教育提供方便，莫如说其所提供的全是障碍。就父母责任而言，这显然是一种羞辱。然而，我们的双亲和老师竟然天真地忘却了这一事实。
尊德的父母既不酗酒又不嗜赌。问题只在于尊德，在于无论多么艰难困苦也不放弃自学的尊德本人。我们少年须像尊德一样培养雄心壮志。我为他们的利己主义生出近乎惊叹的感慨。诚然，对他们来说，甚至身兼男仆的少年都是好儿子无疑。
不仅如此，后来还闻名遐迩，大大彰显父母之名——简直好上加好。可是，不足十五岁的我在为尊德的志向感动的同时，还心想未生于尊德那样的穷人家乃自己的一个不幸，正如原已身带铁链的奴隶希望得到更粗的铁链。奴隶所谓废除奴隶制，指的不过是废除奴隶意识而已。
假如没有奴隶，我们的社会连一天都难以保持安宁。就连柏拉图描绘的共和国里都难免有奴隶存在——这点未必出于偶然。又称暴君为暴君无疑是危险的，但在当今之世，称奴隶为奴隶同样十分危险。悲剧所谓悲剧，意为不得不斗胆实施自己引以为耻的行为。
故而，引起万人共鸣的悲剧起到的是发泄作用。强弱强者不惧怕敌人而惧怕朋友。他可以一拳打倒敌人而全然不以为意；相反，却对伤害不相识的朋友怀有类似少女的恐怖。弱者不惧怕朋友而惧怕敌人。因而又总是四处物色虚构的敌人。
S·M[29]的智慧下面是友人S·M对我说的话：辩证法的功绩——它使我们最后得出这样的结论：一切都很滑稽。少女——永远清冽的浅滩。学前教育——唔，主意不坏。总不至于使人在幼儿园时就对知道智慧的悲哀负有责任。
追忆——遥远地平线的风景画，且已加工完毕。女人——按玛丽·斯托普斯[30]夫人的说法，女人似乎天生就未贞洁到起码两个星期才对丈夫产生一次情欲的地步。少女时代——少女时代的忧郁是对整个宇宙的傲慢。艰难铸汝为玉——若如此，日常生活中深思远虑之人便失去了为玉的可能。
吾辈如何求生乎——让未知世界多少残留一点。社交所有社交都必然辅以虚伪。如果丝毫不带虚伪地对我们的挚友倾吐肺腑之言，纵是古代管鲍之交也不能不出现危机。我们每一个人——暂且不论管鲍——无不或多或少地对亲朋密友怀有轻蔑以至憎恶之情。
但在利害面前，憎恶也必定收起锋芒。而轻蔑则使自己愈发泰然自若地吐露虚伪。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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