淋漓，但有时难免招致偏颇之嫌。但‘半肯定论法’毕竟承认了一半某作品的艺术价值，所以容易被看成公允之见。“讨论专题里有佐佐木茂索氏的新著《春之外套》。那么，下星期来之前请把‘半肯定论法’用在佐佐木氏作品的研究之中。
（这时一个年轻听讲生问‘老师，用“全否定论法”不可以么？’）不可以，‘全否定论法’至少眼下不能用。佐佐木氏终究是有名的新作家，适用的还仅限于‘半肯定论法’……”* * *一星期后，得分最高的答案如下所示：“写得的确巧妙，但，仅此而已。
”母子母亲是否适合培育子女还是个疑问。诚然，牛马是母亲养大的。但借自然规律之名为旧习辩护确是母亲的特权。假如可以在这一名目下为任何旧习辩护，则我们应首先为未开化人种的抢婚大声疾呼。又母亲对子女的爱是最无私心的爱。
但是，无私心的爱对于培养子女未必最合适。这种爱给予子女的影响——至少大部分影响——或使之成为暴君，或使之沦为弱者。又人生悲剧的第一幕始自母子关系的形成。又古往今来，众多父母不知重复了多少遍这样一句话：“我终归是不行了，但无论如何要使子女出人头地！
”可能我们并不能做想做的事，只是在做能做的事。这不仅限于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社会也是如此。大概神也未能称心如愿地创造这个世界。莫尔[39]的话莫尔在《临死自己的备忘录》中有这样一段话：“伟大的画家深知署名的位置。
而且决不把名字第二次写在同一位置。”当然，“把名字第二次写在同一位置”对任何画家都是不可能的。但这点倒不必责备。我感到意外的是“伟大的画家深知署名的位置”这句话。东方画家中从来未曾有人看轻署名位置。令其注意署名位置纯属陈词滥调。
想到莫尔竟就此特书一笔，不禁为这种东西方之差而感之叹之。大作将大作与杰作混为一谈确乎是鉴赏上的物质主义。大作不过呕心沥血的问题。较之米开朗琪罗的《最后的审判》，我倒远为喜爱伦勃朗六十几岁的自画像。我所钟爱的作品我钟爱的作品——文艺方面的作品——说到底是能从中感觉出作家本人的作品。
要塑造人，塑造具有大脑、心脏和七情六欲的像一个人的人。不幸的是，作家大多是缺少其中一项的残疾（当然不是说不佩服——有时候——伟大的残疾）。《虹霓关》观后非男猎女，乃女猎男——萧伯纳曾在《人与超人》中将这一事实搬上舞台。
但这未必始于萧。我看了梅兰芳的《虹霓关》，得知中国早已有戏剧家注目于此。《戏考》[40]此外还提到女子如何运用孙吴兵机和剑戟俘获男子的许多故事。《董家山》的女主人公金莲，《辕门斩子》的女主人公桂英，《双锁山》的女主人公金定等统统是这样的女杰。
《马上缘》的女主人公梨花，不仅将自己喜爱的少年将军从马上俘获过来，还逼其与己成婚而置对方妻室于不顾。胡适先生对我这样说过：“除了《四进士》，我想否定所有京剧的价值。”不过，这些京剧至少是极富哲理的。在这样的价值面前，胡适先生难道就不能一息雷霆之怒吗？
经验若一味依赖经验，犹如不考虑消化功能而只顾吞咽食物；但若完全不依赖经验而仅仅依赖能力，则同不考虑食物而只迷信消化功能无异。阿基里斯据说，希腊英雄阿基里斯唯独脚后跟并非不死之身。也就是说，要了解阿基里斯，就必须了解阿基里斯的脚后跟。
艺术家的幸福最幸福的艺术家是晚年声名鹊起的艺术家。由此思之，国木田独步未必不幸[41]。老好人女人并不想找老好人做丈夫。男人则总想找老好人做朋友。又老好人最像的是天上的神。第一适合对其讲述欢喜，第二适合与之倾诉不幸，第三是可有可无。
罪“恶其罪而不恶其人”[42]——实行起来未见得困难。大多数子女都在向大多数父母认真实行这句格言。桃李“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确是智者之言。只是并非“桃李不言”，实则是“桃李若言”。伟大民众喜爱为人格的伟大和事业的伟大所笼络。
但有史以来便不曾热衷于直面伟大。广告“侏儒警语”十二月号上的《致佐佐木茂索君》并非贬抑佐佐木君，而是嘲笑不承认佐佐木君的批评家。就此广而告之或许有蔑视《文艺春秋》读者智商之嫌。但实际上，据说某批评家执意认为是贬低佐佐木君。
并且听说这位批评家的追随者亦不在少数。因此需要广告一句。不过将其公诸于众不是我的本意。实则是年长同行里见弴[43]君煽动的结果。为此广告气恼的读者请责怪里见君好了。“侏儒警语”作者。追加广告前面的广告中“请责怪里见弴君好了”那句话当然是我开的玩笑。
实际不责怪也可以。我实在过于敬佩某批评家所代表的一伙天才了，以致多少有点变得神经质。同上。再追加广告前面追加广告中所说“敬佩某批评家所代表的一伙天才”当然是正话反说。同上。艺术画力三百年，书力五百年，文章之力千古无穷，此乃王世贞之言。
不过，从敦煌出土文物来看，书画阅历五百年之后似乎仍保其力。而文章之力是否能保有千年则是疑问。观念也不可能超然于时流之外。我们的祖先使“神”这一字眼幻化出峨冠博带的道貌人物；我们则在使同一字眼叠印出长须蓬松的西洋绅士。
这不限于神，而应认为适用于一切。又记得以前看过东洲斋写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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