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比总算守时了一次。他穿着一身工装——灰色衬衫配长裤。衬衫胸前的口袋上绣着“奈瓦斯普林”几个字。我再一次惊讶于他的身高。我努力控制好字母间的连笔，写完最后一条笔记，然后抬头，看看他准备好没有。那一刻，我意识到，他永远都不可能完全准备好。
乔克是对的——博比有点脆弱，还有点捉摸不透。他的脑海里装满了半途而废的想法、古怪的事实，还有只言片语的对话。几年前，苏豪区开了一家名为“奇人怪客”的咖啡馆，原本打算招揽住在伦敦西区的所有怪人——发型狂野的艺术家、变装皇后、朋克摇滚乐迷、嬉皮士、色情网站记者，还有纨绔子弟。
但这个愿望从未实现。相反，咖啡馆里坐着的都是普普通通的白领，他们成群结队地来，想一探怪人们的究竟，最后却只能干巴巴地相互对望。博比常常谈到他空闲时间的写作，他的故事里偶尔会夹杂一些文学典故。“我能看看你写的东西吗？
”我问。“你只是随口说说吧。”“不，我是真的想看。”他认真考虑了一下，说：“或者，我下次带一本给你看看吧。”“你一直都想当个作家吗？”“自从我读了《麦田里的守望者》，我就开始想当作家。”我的心不禁一沉，仿佛看到一个焦虑的少年，觉得霍尔顿·考尔菲德是当代尼采，而现在，那个少年长大了。
“你和霍尔顿有共鸣吗？”“才不。他就是个白痴！”我松了一口气。“为什么？”“他太天真了，竟然想保护孩子，保留他们的纯真，不让他们掉进成人世界的深渊。他做不到。这不可能做到。人终究会堕落。”“你是怎么变得堕落的？
”“哈！”“和我说说你的父母吧，博比。你最后一次见到父亲是什么时候？”“我八岁那年。有一天他去上班了，之后再也没有回家。”“怎么回事？”博比转移了话题。“他在空军部队工作。他不是飞行员。他是一个技工，负责维护战机，确保它们能随时起飞。
那时他太年轻，没能参战，不过我觉得他并不为此遗憾。他是个和平主义者。“在我小时候，他经常引用马克思的哲言，告诉我宗教是大众的鸦片。那时，我们几乎每周日都会从基尔本坐公交到海德公园，公交车上有一些把包装箱当成讲坛，站在上面布道的平信徒[1]传教士，他会朝他们发难。
“我还记得，有个传教士长得像《白鲸记》里的亚哈船长，一头白色长发被扎成马尾，他的声音低沉且有力。‘耶和华会以永恒的死亡惩罚你的罪过。’他一边说，一边直勾勾地盯着我。“然后我爸喊了回去：‘你知道传教士和疯子有什么区别吗？
’他顿了一下，接着回答：‘他们听到的声音不同。’[2]所有人都笑了，除了传教士，他气鼓鼓的样子像极了河豚。‘听说你们接受所有面额的钞票，但更喜欢十英镑和二十英镑，这是真的吗？’我爸又问。“‘你，先生，你会下地狱的。
’传教士吼道。“‘那还烦请您指指路？右转还是直走？’”博比甚至连他们的声音都模仿得恰到好处。他有点局促不安地望着我，为自己的畅所欲言感到尴尬。“你和他相处得如何？”“他毕竟是我爸。”“你们会一起做些什么吗？
”“小时候他会骑自行车载我，我坐在自行车的横杠上，在他的双臂之间。他以前骑得飞快，引得我哈哈大笑。有一次，女王公园巡游者俱乐部在英国踢比赛，他带我去看。比赛结束后，粉丝在谢泼德丛林街区打了起来。警察骑着马驱赶群众。
我爸用衣服紧紧地裹着我，我应该觉得害怕才对，但是我没有，我知道没有什么能把他打倒，那些马也不能。”他不说话了，挠着自己的手。每个人的童年里都萦绕着一段神话故事。我们把自己的欲望和梦想强加其中，最后，故事变成了仅剩象征意义的寓言。
“你父亲后来怎么了？”“那不是他的错。”他略带防备地说。“他抛弃了你吗？”博比突然从椅子上弹了起来，情绪失控：“你一点都不了解他！”他站在我面前，咬牙切齿，“你永远都不会理解他！你们这种人只懂得毁掉别人的生活。
你把自己的生活建立在别人的痛苦和绝望上。别人一遇到麻烦，你就立刻跳出来，告诉别人应该做何感想。你们就是吃人的秃鹫！”他的怒火来得快，去得也快。他抹掉嘴角的唾沫星子，抱歉地看着我。他倒了一杯水，等待我的下一个问题，出奇地平静。
“和我说说你的母亲吧。”“她喷廉价的香水，现在被乳腺癌折磨着，苟延残喘。”“我很抱歉。她多大？”“四十三岁。她不接受乳房切除的提议，她一直为拥有一对丰满的乳房而骄傲。”“你会怎么描述和她的关系？”“我托一个利物浦的朋友告诉我她的境况。
她住在利物浦。”“所以你不去看望她。”“哈！”他的脸因沮丧而扭曲，然后他克制住了自己的情绪。“那我就和你说下她是个怎么样的人……”他的语气仿佛在对我发起挑战，“她是杂货店老板的女儿。讽刺吗？和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一样。
她从小在小商店里长大，尿布都是在收银台旁换的。她四岁的时候就能算出一篮子商品的价格，收钱，然后找零，不会出差错。“每天早上和下午，包括周六和节假日，她都会在店里干活。她还会看货架上的杂志，幻想着逃离这一切，过上不一样的生活。
就这样，我爸穿着一身空军制服出现了。他说自己是个飞行员。这是每个女孩都想听到的情话。他们在皇家空军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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