置路障，躲在城堡的小礼拜堂里不出来。次日，格兰第向教会法庭申诉。于是，这位“刑事中尉”便因此丑闻事件受到了相应的惩戒。本堂神父将这视为自己的胜利，可他也为此付出了不小的代价。此后，这位权势人物就对格兰第充满了难以言说的憎恶，成为了与之不共戴天的死敌。
他密切关注格兰第，只待良机，便要报仇雪恨。正如基督的教训，审慎是对人基本的要求，教区长本应极力避免围绕着自己的种种敌意。可是，尽管多年来格兰第与耶稣会朝夕相处，他却仍算不上一个真正的基督徒；而且，尽管德·阿曼涅克以及别的朋友对他多有忠告，可是一旦陷入激情之中，他还是无法审慎地处理事情。
长期的宗教熏陶并没有根除他的自恋心理，甚至连减轻一点都没有，相反，倒是为他的自恋披上了一层神学的雄辩。无知识的自恋者要求的原本仅仅是他想要的，可倘若给予他宗教的外衣，那么很明显，现在他所要求的便是上帝所要求的，他可以随意将自己的事情认定为崇尚真理的教会的事情，认为任何妥协从形而上学上来讲都是一种绥靖政策，是对“根本恶”(56)的姑息。
耶稣基督说：“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就赶紧与他和息。”(57)但对于格兰第这样的人，基督的告诫听起来倒像是渎神的邀约，仿佛要与别西卜(58)签订契约一般。格兰第是不会与他的对手们媾和的，相反，教区长尽其所能地加剧着敌人们对他的仇恨。
在这方面，他的能力几乎媲美一个天才。《好心的仙女》(59)中，拜访那些幼年权贵们的经常是披着闪亮外衣的坏仙女；她满载礼物而来，不过这些慷慨的赠品常常也是致命的。比如，对于尔班·格兰第来说，仙女既赠予他丰厚的天赋，也赠予他所有礼物中最炫目也最危险的一个——雄辩术。
出色的演员——每一位伟大的神父、每一名成功的律师和政客，首先必定是一个完美的演员——演讲起来，其语言对听者来说几乎具有一种魔力，这种魔力是非理性的，因此，即使善良之人的演讲效果也可能弊大于利。一个雄辩家仅靠魔力般的语言和一副金嗓子就能说服听众，使听众失去分辨是非黑白的能力，这是非常令人震惊的。
无论何时，即便为了说服听众相信那些良好事物的正确性而运用这种雄辩术，我们也应该同样感到失望。信仰本身是正确的，但是激发这信仰的理由在本质上是站不住脚的，而运用雄辩术灌输给听众的哪怕是正确的信仰，也罪无可恕，因为这种手段迎合了人天性中最不可信的那部分。
雄辩家们施展其灾难性的口才，不过是促使人们进入更深的催眠状态——绝大多数人其实本就生活于这种状态中，而通过这种状态，所有真正的哲学和精神信仰得以传播其理念，从而达成其宗旨与目标。此外，如果不用“极简法”，演说也产生不了效果，但是在简化思想的过程中，事物一定会被歪曲，因此，即使最成功的演说家，当他竭尽全力讲述真理时，事实上他也是一个大骗子，更别提绝大多数成功的演说家从来都无意讲述真理了。
他们只是在努力鼓动听众同情朋友，号召听众憎恨敌人。可惜，格兰第就是这大多数演说家中的一员。一个礼拜日复一个礼拜日，在圣彼得教堂的讲道台上，他模仿着耶利米、以西结(60)、德摩斯梯尼(61)、萨沃纳罗拉(62)，甚至拉伯雷，因为他既擅长于嘲弄与讽刺，也擅长于发泄俗世义愤、鼓吹末日雷霆之怒。
自然界厌恶真空，人的思想也一样厌恶空虚。今天，无聊寂寞之苦可以通过电影、广播、电视、漫画等方式排遣，但或许古人比我们幸运，或许没有我们幸运（谁知道呢？），他们想要从无聊中获取心灵的平静，只能享受教区神父每周的表演，或时不时地通过来访的方济会(63)托钵僧、游方的耶稣会修士的演讲来做补充。
布道是一门艺术，在这门艺术中，就像在其他所有艺术中一样，糟糕的艺术表演者远远多于出色的艺术家。位于自由市场中间的圣彼得教堂的教民们或者要为此感到庆贺，因为他们这位令人尊敬的格兰第神父实在是一位艺术大师。
他既能随时就最高深的基督教神秘教义做即兴阐释，妙趣无穷；也能就最感人、最细致、最猥亵的教区琐事随时畅所欲言。当他抨击起暴行来，何等坦率；当他谴责起高层人物，又何其无畏！长期以来都觉得生活无聊的底层民众这下可被逗乐了，他们鼓掌喝彩，而掌声又加剧了教区长雄辩之下那些牺牲品们的怒火。
这些牺牲品中，有各等级的僧侣，自从与胡格诺派停止公开的敌对行为以来，天主教会的僧侣们就在这座曾经的新教城市中定居下来。格兰第不喜欢这些人，主要因为他是一个世俗神父，一心忠于他所在的阶级，就像士兵忠于团部，大学生忠于学校，纳粹分子忠于希特勒。
忠于A组织，就常常对B组织、C组织、D组织以及其他所有组织都产生一定程度的怀疑、蔑视或刻骨的嫌恶。在一个超级庞大的组织内部，不同部门之间也是如此。教会的历史已经为我们呈现出这种仇恨的等级制，依仇恨程度递减如下：排名第一的是教会官方的、世界范围内的对异教徒、无神论者的仇恨。
然后依次是教团与教团之间、教派与教派之间、各省教区之间以及神学家个人之间的仇恨。圣方济各·沙雷氏(64)在1612年写道：“如果由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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