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与谨慎的高级教士们出面调停，能在巴黎大学神学院和耶稣会神父们之间取得联合与共识，岂不最好？假如在法国的主教、巴黎大学神学院和骑士团完全联合起来，那么十年之内，异教徒将被全部清除。（《选集》第十五卷，188页）”异教徒们之所以会全部灭亡，正如这位圣徒在另一篇文章里所写的：“以全部的爱布道的人，必全力攻击异教徒，虽然他说出来的话可能没有一个脏字。
（《选集》第六卷，309页）”任何一个教会，如因内部的仇恨导致分裂，自然就无法系统地践行爱的教义，也必然会虚伪地传播爱的教义，但是联合从未出现过，相反，倒是相互的倾轧持续不断；爱也没有得到践行，流行的反倒是神学家之间相互的憎恨和不同阶级、教派、教团中颇富攻击性的小团体之爱。
耶稣会与巴黎大学神学院的争斗尚未歇止，又很快与慈幼会联合起来跟杨森主义教派(65)过不去了，此后便是“清静主义”(66)与“无差等爱主义”之间的拉锯战。至于“教宗权制限主义派”(67)的内外纷争，最后可不是靠着爱或说服，而是由独裁者的敕令来解决的。
而异教徒则受到武力的迫害，直到南特敕令(68)之后，他们才最终得到解脱。对那些争吵不休的神职人员，就由教宗诏书来予以管束，或者由教廷发出“破门”的威胁——即将之逐出教会。秩序或许得到了恢复，但手段却最不光彩、最粗鄙，毫无宗教精神，也不讲人道主义。
忠诚于教派对这个社会来说是灾难性的，但是对于个人来说，它却能给予丰厚的回报。在许多方面，这种回报甚至比满足性欲、贪得财物要来得更丰厚。嫖客和守财奴很难从自己的行为中获得自豪感，但忠诚于教派却是一种复杂的激情，它使沉溺其中的信徒们觉得两全其美，因为他们做起事来是为了一个宗教团体（这个团体的善意和神圣性是不证自明的），他们便可自我赞美，同时厌弃他们的邻居；他们也可光明正大地谋求权力与财富，享受攻击和折磨敌人的快感，其间不仅没有一丝罪恶感，甚至还自觉荣耀伟大！
对小团体效忠，竟能使种种快意的邪恶，一变成为英雄主义的慷慨！要知道，游击队的人可不会自认为是罪人和犯法者，而是自认为利他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如果附带一些条件的话，这种结论实际上也能成立）；唯一的问题是，如果换一个角度，他们的利他主义只不过是自私自利，而所谓的理想——很多情况下他们愿意为之奉献生命——不是别的，只是将小团体利益与党派激情予以合理化后的产物。
我们可以认定，格兰第批评卢丹的僧侣时是义愤填膺的，他自以为在执行上帝的任务。不言而喻，格兰第心中的上帝是站在世俗教士和格兰第的朋友们——耶稣会——一边的。加尔默罗修会(69)、方济会托钵僧们在他们自己的修道院或者偏僻的村庄里执行其传教的使命，也便足矣；城市里布尔乔亚们的事情，他们可千万别横插一竿子。
上帝训示，世俗教士，当指引富人和贵人，或者可以寻求一点来自“耶稣连队”的好神父们的帮助。于是，新教区长最早的一次行动便是在讲道坛上宣布，忠实的教民只能向本教区的神父告解，不得向外来神父告解。绝大多数告解者都是妇人，她们立刻遵从这一命令，毕竟，新来的教区神父可是一个清爽帅气的年轻学者，举止颇为绅士；而普通的方济会修士或加尔默罗修会修士可没这等魅力。
几乎是一夜之间，僧侣们就失去了他们那些漂亮的忏悔者，他们绝大部分的影响力也随之在城中消失。这一击成功之后，格兰第又对加尔默罗修会的主要财源——勒库夫朗斯(70)圣母院能创造奇迹的圣母像——大肆贬抑。曾经有一段时期，城中四分之一的地区遍布着小旅馆和寄宿公寓，以服务于那些前来求告圣母像的朝圣者。
据说，此像能治病，能助人钓得金龟婿，能助人生育继承人，还能助人转运。但是如今，勒库夫朗斯圣母院多了一个可怕的对手——阿黛勒(71)的圣母院，此教堂位于索米尔(72)，离卢丹仅有几里格的距离。圣人也是轮流时兴，就像治疗方法，也像妇人们帽子的款式。
每个伟大的教堂，都曾有过圣像或者圣迹，流行一时，取代了旧圣物。风水轮流转，之后它们难免被公众新的趣味所抛弃，于是又有更新、更具吸引力的圣物取而代之。为什么阿黛勒的圣母院几乎立刻之间就远胜勒库夫朗斯圣母院了呢？
其中最明显的原因是阿黛勒的圣母院掌管着奥拉托利会，正如格兰第第一部传记的作者奥班所言：“全世界都认为奥拉托利会的神父们能力出众，他们比加尔默罗修会的神父们聪明多了。”我们可别忘了，奥拉托利会的神父们都是世俗教士。
或许这可以解释格兰第对勒库夫朗斯圣母院的冷漠与怀疑。出于对自己所在宗教团体的忠诚，格兰第自觉地服务于世俗教士的利益与荣耀，同时也致力于怀疑和攻击那些出家僧侣。其实，即使格兰第不曾来到卢丹，勒库夫朗斯圣母院也必将渐渐不为人知，但加尔默罗修会可不会这么看。
他们很难综合多方面的因素来实事求是地调查事情的具体原因，而且没有这么做的动力；可如果将事情的具体原因归结于单个因素，或者归结于某个人，那就变得非常容易并使人兴奋了。除了这种错误的方式外，还有另外的心理因素，即对于加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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