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罗修会的修士们来说，如果能与格兰第一派的人争斗并最终获胜，他们就能感受到英雄式的快感；如果在这场争斗中败下阵来，他们就会将自己的衰落全部怪罪于格兰第，从而从失败中产生更大的快感。除这些乌合之众般的敌人外，格兰第很快又增加了一个新敌人，此人有能力对格兰第造成难以估量的巨大伤害。
1618年，在与邻区高级僧侣们共同参加的一次宗教大会上，格兰第行为过分，冒犯了库赛(73)的修道院院长。当时，在穿越卢丹市街道的庄严行进仪式上，格兰第粗鲁地要求占据修道院院长前面的位置。单从职位上来讲，教区长提这个要求是无可厚非的，毕竟这次仪式是在格兰第本人的教区进行，同时作为圣克鲁瓦教堂的教士，他有权行走在库赛的修道院院长前面——即使修道院院长同时是一名主教，格兰第的这个权利也是照样适用。
但世间不还有“礼貌”一词吗？而且还有一种叫做“谨慎”的品德。库赛的修道院院长是吕松市(74)的主教，而这位吕松市主教的名字可是黎塞留啊！当时，黎塞留刚刚失宠，这本应是格兰第展现气量与礼貌优雅的一次机会。
1617年，黎塞留的保护人，那位名叫孔奇尼(75)的意大利恶棍被人暗杀了。这次“政变”，由吕伊内(76)策划，得到了年轻国王的认可。于是，黎塞留被排除在政权之外，随随便便就被赶出了王宫。但是，有什么理由可以认定黎塞留此次被流放将是永久性的呢？
完全没有理由。实际上，在短暂流放阿维尼翁(77)一年后，政府又将这位不可或缺的吕松市主教召回了巴黎，到了1622年，他不单成为了国王的首相，还成为了红衣主教。Cardinal Richelieu红衣主教黎塞留无缘无故，仅仅只为了凸显自己的身份，格兰第便冒犯了这位很快将成为整个法兰西绝对掌权者的人。
以后，这位教区长将为他的不礼貌感到后悔；可当时，一想到自己的“功绩”，格兰第就充满了儿童般的欢喜。他不过是一介平民，一位卑微的教区神父，却让王后的宠臣、一位主教、一位贵族当众受辱。他就像小男孩一样兴高采烈，以为公然无视教师的存在后还能不受惩罚地脱身而去。
至于黎塞留本人，未来在侮辱皇族子弟时也同样感到兴高采烈，正如格兰第曾经对他所做的一样。黎塞留的老娘舅看到这位红衣主教淡然自若地将萨伏伊公爵(78)甩在身后时，不免说道：“想想看，我居然看见拉波特律师(79)的外孙，居然比查理五世(80)的孙子更早一步走进了房间！
”黎塞留不过是另一个小男孩，做了坏事，最后成功地脱身了。格兰第在卢丹的生活方式就此定型。他履行神父的职责；而一得空闲，又小心谨慎地（虽然很频繁）拜访那些漂亮的寡妇；到了夜晚，便与他那些智识界的朋友们把酒言欢；同时，又不忘与自己日渐庞大的敌对阵营争吵。
这种生活方式让他感到快活：既活动了头脑，也愉悦了心灵；既让肉体得到享受，也让肾上腺素始终处于分泌状态；既巩固了他的社会地位，也让他认为找到了自我。直至此时，他还未遭遇过任何明显的挫败，满以为自己的逍遥日子可以尽享终身，不仅所有欲望都不会遭受惩罚，而且痛击起敌人来也无后顾之忧。
其实，命运已然开始索取他的欠账，只不过在表面上显得风平浪静罢了。他并没感到任何痛苦，但他不朽的灵魂之窗已经渐渐关上了，内心之光逐步黯淡下去，心肠也变得冷酷——虽然这些他都感觉不到。对于像格兰第这样有着乐观且易怒性情的人，按照当时的体质医学的说法，其生活方式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要是果真如此的话，上帝就会常驻天国，没必要拯救世人了。
教区长是快乐的，或者更准确地说，在他情绪的交替变化之中，一直支配他的其实是躁狂症。1623年的春天，高龄的塞弗勒·德·圣马尔特在荣耀中去世了。他被安葬在马尔什省圣皮埃尔教区的教堂，葬礼盛况空前。六个月之后的一次追悼会上，卢丹、桑特尼罗(81)、吉洛恩(82)、普瓦捷等地的要人悉数参加，格兰第发表了悼词。
悼词很长，言辞华丽，是典型的“虔诚的人文主义者”的语言风格，这种风格在当时还不能说已经过时，因为直到来年，巴尔扎克那改变当世文风的书信集第一版才问世。在精心结构的语句里，格兰第引经据典，花哨、冗繁的学识盈溢在每一个句子的起承转合之中，好比人造的雷声在语词中隆隆作响——那时代的文章大抵如此。
对喜欢这风格的人来说（话说回来，在1623年，又有谁不喜欢呢？），这篇悼词毫无疑问地备受推崇，于是乎格兰第那激昂的演说获得了一致的掌声。亚伯·德·圣马尔特大受感动，为此执笔写下了一首拉丁文的短诗，公之于众。
特兰坎先生的赞词可没有那么炫目，他是用本地语言写的：并非无缘无故吾辈选择此角色成为祷告者何况此伟人年高德劭千真万确啊他言辞寥寥却胜过雄辩万千且向这高尚之士环绕致意吧又有谁在另一个世界没有自己的一角？——他对缪斯女神情有独钟，可惜是单相思；虽然写不好诗，但他至少可以发表意见，于是自1623年，这位公诉人的客厅便成为了卢丹智识界的中心。
可惜，从圣马尔特过世之后，卢丹本地智识界的生活就变得所剩无几了。特兰坎本人倒是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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