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中，最盛行不朽的一本便是《效法基督》，该书以雄辩的证据，论述了这种教育手段。在任何既定的情境中，通过思考与行动——但不是照常规的思考与行动的方式，相反是通过假设自己是其他一些更出色的人物，然后进行思考与行动，这终将促使我们不再像过去的自己，而会让我们更像自己理想中的偶像。
当然，有时理想的偶像并不高明，甚至或多或少还有些不讨人喜欢。但是“包法利式”的自我想象依然存在，并且人们以这一自我想象的形象来思考问题，行为处事，就好像自己真的就是这副模样。当然，在道德的领域，也有“包法利主义”的现象，比如，一个本性善良的男孩，受“包法利主义”的影响，就会颇负使命感地自觉沉溺于饮酒和嫖妓，其目的不过是为了让自己更像那些通常受人崇拜的男子汉或胆大妄为之徒。
在等级关系的领域，也有“包法利主义”现象，即布尔乔亚的势利鬼，假想自己是一个贵族，因此便努力照贵族的派头行事。在政治领域，也有“包法利主义”现象，许多人大肆模仿列宁、韦勃或墨索里尼。在文化和美学的领域，也有“包法利主义”现象，即“附庸风雅者”，或者叫当代的“艺术盲”，这些人一夜之间能从一贯欣赏《星期六晚邮报》的封面，忽而转为热爱毕加索。
在宗教中，也少不了“包法利主义”，高尚至于圣徒们，他们全心模仿基督；低劣至于伪善者，他们模仿圣徒，目的是更有效地追逐本人邪恶的目标；处于两者中间的人，即摇摆于答尔丢夫(9)和圣十字若望之间的人，他们在宗教上显现出来的“包法利主义”具有前面两者的混合特点。
他们可以说是精神生活的丑角，言行虽荒唐，却也时常令人同情，他们既不是自觉为恶，也不是毅然求圣。他们那太具有人性的渴望，在尘世与上帝的两个世界中都能捞到足够的好处。他们自然渴望得拯救，但却不想有太多的麻烦；他们渴望有所奖赏，但仅仅是为了让自己看起来像英雄，或说起话来像是默祷者，但他们并不会去做英雄或默祷者应做的事。
支撑这些人信念的是幻觉，可是他们一面清楚这是幻觉，一面却热忱地相信只要不停地念叨“主啊，主啊”，他们就能够进入天国（总之肯定是有什么办法的嘛）。如果不念“主啊，主啊”，不依托其他更精妙的教义，也不付诸献身于主的行动，那么宗教上的“包法利主义”将很难实现，在某些情况下则近乎是不可能实现。
笔之伟力，远胜于刀剑。因为，只有依靠语言化的思想，我们才能指挥和维持我们的行为。但是，我们却有可能一味地沉迷于文字，反而放弃了行为，于是便生活在一个纯然由词语组成的宇宙之中，远离了直接经验的世界。改变一个词实在太容易了，但要想改变外部环境或我们自己根深蒂固的习惯则难上加难，而且这一过程甚是枯燥无聊。
于是对那些宗教上的“包法利主义”者，倘若他们并不准备全身心地模仿基督，便会自我满足于对新的宗教词汇表的掌握。不过，新的词汇表可不等同于新的环境或新的性格。文字会杀人，或至少会使人懒散；只有隐藏在语言符号之下的精神和现实才能开启人的新生。
任何成语刚刚形成之时，表达的都是重要的经验，可到最后却不过变成一个术语、一段虔诚的语句（这是人的本性，也是宗教组织的本性）。用此成语，伪善者掩盖起自己的邪恶，而那些几乎并无恶意的丑角们，则能以此自我欺骗，并忽悠信徒。
我们可以相信，答尔丢夫说起话来，教训起人来时用的语言，恰恰是上帝仆人们所用的语言。他使我的心灵从种种的情爱里摆脱出来；我现在可以看着我的兄弟、子女、母亲、妻子一个个死去，我也不会情动于中了。(10)在此段文字中，我们看到了对福音书的扭曲回响，看到了对圣罗耀拉和慈幼会神圣学说毫无宗教情怀的拙劣模仿。
当假面被人撕下之时，伪善者会忏悔他全然的堕落，这又令人感到何等的动容！所有的圣人都相信自己是天大的罪人，答尔丢夫也不例外。老兄，是的，我是一个坏人，一个罪人，一个不讲信义、对不起上帝的可怜的罪人，一个世上从未见过的穷凶极恶的人。
(11)这可是圣加大肋纳(12)用的语言啊。话说回来，如果记得起来，让娜·德·艾格丽斯在她的自传中也会说这样的语言。甚至在答尔丢夫引诱欧米尔(13)时，也用上了虔信者的措辞：“您那美丽的眼光包含着无法形容的温柔”——这种话在每一个基督教神秘主义者的文字中都能看到，乃是对上帝或基督的吁求。
而当奥尔恭发现真相时，不禁愤怒地叫喊起来：完了，算了，凡是善人我都再也不信服了；以后我惟有痛恨他们，对待他们必须比对魔鬼还要凶狠三分。(14)而他的兄长就理智得多，还为此就语义学的知识给他上了一堂课。
虽然有些“好人”并非他们表面上看起来那么好，但却不能因此得出结论说，所有的人都是恶棍和丑角。每件事的是非曲直都要单独评判。在十七世纪，好几位卓越的灵魂导师（博纳主教(15)是其中之一，耶稣会神父吉约雷是另一位）就如何区分虚假的灵修和真实的灵修、空头言语和真实体验、欺骗与“神恩”想象这些问题写就了许多详实的论文。
如果经过这些作家提出的各种测试的考验，那么让娜要想蒙混过关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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