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约瑟夫神父(6)是同行，并与这位“灰衣主教”常有通信，而他又是红衣主教的密友、主要的幕僚和左膀右臂。因此，梅曼便向灰衣的修士们（不是向穿白衣的修士(7)）吐露了对格兰第的新指控，他得到的答复完全如他心意。
于是，方济会的修士们立刻起草了一封写给约瑟夫神父的信，此时劳巴特蒙正要返回巴黎，梅曼请求他将此信亲手交给约瑟夫神父本人。劳巴特蒙接受了此使命，但于同一日，他却又邀请了格兰第和格兰第的朋友们参加他的告别晚宴。
在晚宴上，他敬酒，祝教区长身体健康，并向格兰第保证二人的友谊地久天长，且承诺他将尽自己所能帮助格兰第对付那群寡廉鲜耻的敌人的阴谋。啊呀，这是何等的善意，何等慷慨的提议，又表达得何等自然啊！第二天，劳巴特蒙骑马赶至吉洛恩市，当晚，他与最真诚、最狂热地相信教区长罪孽的那位巴雷先生共度良宵，而巴雷先生接待皇家特使也是竭尽敬意。
在特使的要求下，巴雷转交了驱魔仪式的所有记录，并说明在驱魔过程中修女们是如何指控格兰第蛊惑她们的。次日早餐后，劳巴特蒙兴趣盎然地看着本地几名附魔者的滑稽举动，随后与驱魔人告别，启程前往巴黎。一回到巴黎，他就拜访了约瑟夫神父。
几天过后，他又与两位当时的伟人（穿红衣的那位和穿灰衣的那位）进行了一场决定性的商谈。劳巴特蒙阅读了巴雷先生的那些驱魔记录，约瑟夫神父则朗读了他的同行写给他的信，信中指控教区长是那本小册子《卢丹补鞋匠的来信》的作者。
找这作者已经很久，不料得来全不费工夫，黎塞留认定事态很严重，值得在下一次国务会议上予以讨论。1633年11月30日，国王、红衣主教、约瑟夫神父、国务大臣、财政大臣和劳巴特蒙会聚一处，国务会议如期举行。
卢丹市乌尔苏拉修会修女们的附魔事件是会议议程中的第一项。虽然发言时间不长，但劳巴特蒙却耸人听闻地描述了他所见的一切，路易十三又是一个坚信魔鬼存在的人，他对魔鬼甚感恐惧，于是毫不犹豫地下令，务必要对卢丹市的附魔事件采取相应措施。
于是在当时当地便起草了一份文件，由国王在文件上签名，国务大臣会签，用黄蜂蜡封住信封，并盖上国玺。根据此文件，特派劳巴特蒙再次前往卢丹市调查附魔事件的真相，对指控格兰第与魔鬼共谋一事予以取证，如果指控属实，则需将那巫师付诸审判。
在十七世纪二三十年代，审判巫师的事情仍然常常发生；但是，这么多年以来，在几十名被指控与魔鬼交易的人中，只有格兰第受到了黎塞留强烈而持续的关注。1634年，方济会的驱魔神父特朗基耶写了一本论证魔鬼存在的小册子为劳巴特蒙鼓吹：“此事的成就，首功应归于卓绝不凡的红衣主教阁下的热情推动。
”——“红衣主教写给德·劳巴特蒙阁下的信件足以证明”这一事实。至于特使本人，“如果不是首先完全汇报给国王陛下和红衣主教大人，他是决不会擅自进行附魔事件的取证与处置的”。特朗基耶的证词也得到了当时其他人的旁证，人们记录说，黎塞留几乎每天都要与他在卢丹市的代理人通信。
这么一件明显无关大局的琐碎案件，何以得到红衣主教如此特别的关注？如同红衣主教阁下的同时代人一样，我们也只能满足于猜想。几乎可以确定，个人的报复欲望是一个重要动机。在1618年的时候，当黎塞留还仅仅是吕松市的主教和库赛的修道院院长之时，格兰第这个傲慢的家伙就曾经冒犯过他。
现在，他很有理由相信，正是这个格兰第该为《卢丹补鞋匠的来信》这本小册子中对他可怕的诽谤和侮辱负责。不错，对格兰第的指控在法院是不可能得到证实的，但是，只需被怀疑犯下诽谤之罪，此人便活该被除掉。这还不是全部，这个该死的教区长领俸的教区也是罪恶不断，因为卢丹市仍然是新教徒的一个大本营。
在1628年夺下拉罗歇尔之后，新教徒的叛乱方告结束，不过，因为过度谨慎，普瓦图的胡格诺派在叛乱期间没有任何作为，也就没有受到公开、系统的迫害。虽然他们实在是令人无法容忍，但是南特敕令依旧有效，世人也只有继续容忍这些加尔文的门徒了。
不过，现在假设一下，如果可以从修女们的口中证明，这些所谓“宗教改革”的绅士们其实私下与敌人结盟，而且这敌人比英国人还坏，竟是魔鬼本尊！这样的话，红衣主教就有充足的理由做他素来打算做的事了，即剥夺卢丹市所有的权利和特权，将此城彻底改为以他名字命名的新城——黎塞留市。
这还不是全部，或许他还可以利用“魔鬼”的名头做其他事情。因为如果人们相信，卢丹是地狱对人世发动持续入侵的一个桥头堡，那么，在法国复兴宗教裁判所或许也就有希望了。这是何等绝妙的良机！实行君主专制、中央集权是红衣主教为自己设定的使命，现在卢丹事件对促进这一目标将起到何等巨大的作用啊！
从资本主义帝国的那些魔鬼行为中，我们不难发现建立一个警察国家并证明其存在合理性的最佳途径，就是喋喋不休地向民众宣传有一个“第五纵队”正在威胁这个国家。黎塞留唯一的错误就在于，他过高估计了他的同胞们对鬼神存在的信念。
事实上，他正身处三十年战争期间，那么，他或许可以声称西班牙人、奥地利人正在法国搞“第五纵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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