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用这一理由，远比仅仅利用鬼怪（即使它们来自地狱）更加有效。劳巴特蒙一点都不耽搁。12月6日，他就返回了卢丹市。在郊区一处房子里，他秘密地请公证人特兰坎和警察局长纪尧姆·奥宾会面。刚一见面，劳巴特蒙就向他们展示了他的委任令和皇家命令，要求逮捕格兰第。
奥宾一直欣赏教区长，于是当晚他给格兰第送去密信，告诉他劳巴特蒙已经返回，并建议他不如溜之大吉。格兰第对此表示了谢意，不过，他天真地以为自己清白无辜，无需有任何的担忧。因此，他对朋友的建议置若罔闻。第二天早晨，格兰第在去教堂的路上被捕了。
梅曼、特兰坎、米尼翁、摩尼奥，以及药剂师亚当、外科医生曼诺利，一大清早就跑来看热闹。而格兰第则在嘲笑声中被扭进马车，押往了他的指定监狱。这座监狱位于昂热市(8)的一座城堡内。随后对教区长的住所进行了搜查，格兰第所有的书籍、纸张都被没收。
令人沮丧的是，在他的藏书室里没有发现一本有关巫术的书籍，不过倒是藏了一本《卢丹补鞋匠的来信》（这差不多是毁灭性的），还有一份论文的草稿，论述僧侣独身问题，此论文原本是格兰第写给米莱·德·布鲁小姐(9)的，以解除她良心上所受的折磨。
劳巴特蒙真是欣喜若狂，有人听到他说，只要能搞到哪怕三行手稿，他就能找到一个理由将手稿的作者送上绞刑架。仅凭这份论文和反对红衣主教的小册子，他已经有最充分的理由不仅仅送格兰第上绞刑架，而且还可以送他上拷问台、车轮、火刑柱(10)。
并且，这次搜查还收获了其他宝贝，比如让·德·阿曼涅克写给教区长的所有信件。如果劳巴特蒙要给自己找点闲事做做，他大可利用这些信将那位皇家宠臣送去流放，或者将其送上断头台。此外还有波尔多大主教的赦免令，目前德·苏迪阁下在海军部干得风生水起，不过只要他犯了一点差错，那么他曾经赦免过一个臭名昭著的巫师的证据立马就可以被拿出来说事。
当然，赦免令必定不能再落在格兰第的手里，因为倘若他交不出自己曾被大主教赦免的证据，那么普瓦捷主教对他的禁令便依然有效。如果这禁令依然有效，那么格兰第就仍是那个在教堂里与人做风流勾当的神父。如果格兰第在教堂里都敢干这种事，那么很明显他就足以蛊惑十七名修女。
接下来的几周里，种种恨意披上合法的外衣，种种伪证得到教堂的神化，种种仇恨与嫉妒不仅不受限制地发泄而且还得到官方的鼓励，凡此种种，皆衍化为了一场冗长的狂欢。普瓦捷主教发布了一份告诫书谴责格兰第，号召虔诚的教民起而检举，这一命令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大量恶毒的流言蜚语被劳巴特蒙和他的办事员转录下来。1630年的事件又开始炒冷饭，当时的所有证人原本已经承认做伪证，但现在又都发誓说他们当时放弃的谎言其实是福音一般的真理。所有的这些预审听证，格兰第本人都不在现场，也没有法律顾问作为他的代表参与。
劳巴特蒙禁止辩方对此事件进行辩驳，当格兰第的母亲对此种不公正的，甚至是非法的调查手段表示抗议时，劳巴特蒙的回应不过是将她的请愿书撕个粉碎。1634年1月，这位老妇人宣称，她已经以自己儿子的名义向巴黎最高法院提起上诉。
与此同时，劳巴特蒙正在昂热市反复盘问格兰第。他的努力并无成效。格兰第已经知道母亲上诉一事，并且相信自己的案子很快会交给另一个不会那么明显存有偏见的法官审理。因此，他拒绝回答特使的问题。历经一个星期的恫吓威胁与甜言蜜语交错的审判，劳巴特蒙厌恶至极地放弃了盘问，匆忙赶回巴黎拜谒红衣主教去了。
因格兰第母亲的行动，笨重的法律机器虽缓慢却也明显开始咯吱咯吱地运转起来，上诉是免不了了。无论是劳巴特蒙，还是他的主子，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上诉成功。最高法院的法官们最关心的就是合法性问题，而政府行政部门也始终坚守这一原则。
假如最高法院获准再审此案，那么，劳巴特蒙作为律师的名声将受到毁灭性打击，而他的主子也不得不放弃此前的计划——这计划与红衣主教本人有极大的关系，此中原因红衣主教本人再清楚不过了。三月，黎塞留将此案件再次提交国务议会。
他向国王解释说，魔鬼正在反击，只有采取最有力的行动，才能抑制并将其赶回去。一如往常，路易十三欣然接受了黎塞留的说法。国务大臣于是起草了必需的文件，在皇家签名与盖章后文件生效，上面规定“无需关心眼下提交至最高法院的上诉，因国王陛下已经废除这上诉，所以，劳巴特蒙阁下务必继续采取行动，处理格兰第事件。
……为完成目标，国王重新任命特使的任职期限，尽可能长久，以防止最高法院或其他法官审理此案件。另外，国王禁止当事人向最高法院或其他法官控诉，违者罚五百里弗”。如此一来，红衣主教的代理人便凌驾于法律之上，且被赋予了无限的权力。
因此，他便在四月初返回了卢丹，立刻为他表演的这出阴森恐怖的喜剧布置下一幕的舞台。他发现，卢丹市没有一处足够坚固、足够令人难受的牢狱可以关押一个巫师。于是，特使将属于米尼翁教士的一所房子的阁楼挪为公用，为使这临时的牢狱能抵御魔鬼，劳巴特蒙把窗户全部用砖头砌上，大门则换了新锁和一个沉重的门闩，而烟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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