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可免除折磨。照常理，被判刑的罪犯若有机会给自己赎取一点点宽容，定当跳起来去争取。例如那位马赛的僧侣巫师格弗里迪，到最后情愿将自己的名字签在任何东西上面。但是，格兰第再一次拒绝陪玩。“请阁下原谅。”他说。
“不就是签个名嘛。”劳巴特蒙诱哄道。当对方抗议说，他的良心不允许他证实谎言，特使居然用恳请的口吻求他重新考虑一下，这是为了他好，可以让他那可怜的身体少受些不必要的痛苦，还可以挽救他身处危机中的灵魂，可以欺骗魔鬼，甚至可以使他最终归顺上帝（先前他是何其深重地冒犯了上帝呀）。
根据特朗基耶的说法，当劳巴特蒙最后一次请求犯人的忏悔时，确实流下了泪水。我们不必怀疑这位修士的话，因为黎塞留的刽子手有流泪的天赋。目击证人描述过，在辛克-马尔斯侯爵和德·图(5)二人生命中最后的时光，劳巴特蒙又哭又闹，活像一条鳄鱼，为刚刚被他判为死刑的年轻人落泪，这真是生动的画面啊。
然而，在当下的这次表演中，眼泪和威胁一样不起作用。格兰第坚持拒绝签署虚伪的忏悔书。对于拉克坦斯和特朗基耶来说，这更是最终的证据，进一步表明犯人是有罪的。一定是路西法关紧了犯人的嘴巴，顽固了他的心，使他不愿忏悔。
劳巴特蒙关闭了泪腺，声调变得冷酷而愤怒，他质问教区长，这是最后一次获取宽容的机会，他要签字吗？格兰第摇头拒绝。劳巴特蒙向卫队长点头示意，命令将犯人带上楼关进酷刑室。格兰第没有吼叫。他只是要求将安布罗斯神父找来，在他受折磨时可以陪伴他。
但安布罗斯神父是请不来了，在上次未经授权拜访监牢后，他便被命令离开卢丹。格兰第只得请求格里约神父的帮助，他是绳索腰带修会的学监。可是，因为此修会拒绝承认方济会的新教义，又不愿与附魔事件发生任何关系，所以他也不受欢迎。
而且，据说格里约与教区长及其家人的关系一直不错，因此劳巴特蒙拒绝派人请他过来。假如犯人需要精神安慰，他可以推荐拉克坦斯和特朗基耶——这两位可是格兰第的敌人中最冷酷无情的。“我明白了，”格兰第苦涩地说，“你不满足于折磨我的身体，还希望毁灭我的灵魂，使它坠入绝望。
终有一天，你要在救主面前对这事做出交代。”自从劳巴特蒙的时代以来，邪恶也是在进化的。在极权统治之下，那些被带到人民法庭接受审判的人，无一不承认他们被控的罪行——甚至在这些罪行是虚构的时候。而在过去，犯人却绝不是统统认罪的。
比如格兰第，即使身受折磨，即使被绑上火刑柱，他也坚持自己的清白。格兰第的案例绝非独一无二。许多人，有男有女，女人甚至不比男人少，也有相同的经历，他们都一样不屈不挠、坚定不移。我们的祖先发明了拷问台、铁女架、靴刑、水刑；但是，在击破人的意志、使人非人化方面，我们创造了种种精妙的艺术，让古人望尘莫及。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古人甚至并不想研究这种艺术，因为在他们成长的宗教环境中，所受的教育告诉他们意志是自由的，灵魂是不朽的，他们照这样的理念做事，甚至在对付自己敌人的时候也秉持着这些理念。不错，甚至叛国者和魔鬼崇拜者也有灵魂，这样的灵魂或许也可以得救，最残忍的法官也从不会拒绝犯人寻求宗教安慰的请求，而此宗教，是承诺直到死都会向人提供拯救的。
执行死刑之前，以及执行过程中，神父都会在场，他们尽其所能地调解着即将离世的犯人与造物主之间的关系。神父们的行为前后并不一致，他们用炽热的钳子折磨犯人，或将犯人绑在车轮上分尸，但同时，他们却又珍重这些犯人的人格，这种不一致是神圣的。
而在我们这个更加文明的世纪里，对于极权主义者来说世上既无灵魂，亦无上帝；所谓的人，不过是一块生理的原材料，经条件反射和社会压力的铸造，才构造出来；出于礼貌，才依然称之为人。这种人造环境下的产物，不具有内在的意义，也不具自我决定的权利；人只为社会而存在，必须服从集体意志。
当然，实际上社会不是别的，就是民族国家；而残酷的事实是，集体意志不过就是独裁者的权力意志，这权力意志有时柔和些，有时则扭曲至疯狂的边缘；根据某些伪科学的理论，这权力意志在光辉灿烂的未来时代，将被精炼地冠以“人道主义”的美名。
于是，个人被定义为社会的产品和工具。由此可以推论，政治领袖们既然宣称代表社会，那么他们也就可以合法地犯下任何可以想象到的暴行，以对付那些可能被他们挑选出来、并被称为社会公敌的人们。以射杀的方式消灭敌人的肉体（或采取迫使其在集中营拼命地工作这种有收益的方式），并不足以令领袖们满意。
人并非仅仅是社会的产物，这一事实有目共睹，但是官方理论宣称说，人就只是社会的产物，因此，有必要使“社会的公敌们”丧失个性，如此便能将官方的谎言变成真理。对那些掌握了这套诀窍的人来说，要想把人降低为非人，将自由的个体变成乖巧的机器，其实相当简单。
神学家们根据教条，假设人性是统一的整体，可是，人性其实远不是那么铁板一块。要知道，灵魂与精神便不是一体，灵魂不过是与精神有所联系。对于灵魂本身来说，直到自觉选择为精神让路之前，它只不过是一些不太稳定的心理因素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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