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随着让娜修女的朝圣之旅，我们也有数周时间，摆脱外省修道院的阴暗时光，进入一个广大的世界。这是史书中呈现的世界，是皇家贵族、迷人的侍臣们生活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女公爵们倾慕恋爱，高级教士热衷权力，国是大政与昂贵潮流并行不悖；这个世界同样也是鲁本斯(1)、笛卡尔的世界，是科学、文学遍地开花的世界。
从卢丹出来，从一个神秘兮兮、魔鬼肆虐、拥有着十六名歇斯底里症患者的修会出来，女院长一步迈进了十七世纪耀眼的全景中。历史的迷人之处和它那高深莫测的教训在于，一代又一代，世事并无大变，然而每件事物却又全然在变。
在其他时代的人和有着异质文化的人中，我们能辨出同样的人性，然而，我们在做这样的比较时也清楚，我们当下生活的历史参照系其实已经变化。曾经被人视为公理的命题现如今已经站不住脚；而当今我们视为不证自明的假设，在早先的时代，甚至在那些最为大胆、投机的人的脑中都从未闪现过。
但是不管思想、科学、社会组织和社会行为在人类历史中何其伟大和重要，它们的古今之别总是次要的。人类历史的核心是一种根本的人性。这人性表现为人的心灵，而这心灵受生老病死的影响，感受得到疼痛与快乐，被恐惧和渴望所驱使，同时在自我主张和自我超越的欲望之间徘徊；于是，无论何时，无论何处，人类永远面对同样的问题，受到同样的诱惑，且根据万物原理同样要在守旧与启蒙之间做出选择。
语境虽然变了，但要义、内涵却不曾变化。让娜修女不可能理解她周围这个世界里科学思想与实践的惊人发展，对于十七世纪文化的代表性人物，诸如伽利略、笛卡尔、哈维、范·海尔蒙特，她一无所知。她童年时熟知的和她在朝圣路途中所见的，乃是同样的社会等级制，以及由此等级制而形成的思想、情感和行为模式。
对于少数的统治者来说，十七世纪的文化，尤其是法国文化的一个特点，不过是稳步提升人作为工具的存在。近代历史以来，几乎没有任何一个时代能像十七世纪的法国那样，男男女女都渴求着确定自己的社会人格，他们不满足于仅仅冠上一个贵族的名头，他们还渴望成为这个名头的化身。
他们的野心要配得上他们所占据的职位，配得上他们已经取得或继承来的高贵身份。于是，我们就见到巴洛克礼仪的繁文缛节，也见到为排序、勋章、礼貌等设定的严格而复杂的准则。并不存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存在的是头衔、血统、职位之间的关系。
当皇家在场，谁可以坐？在十七世纪末，对圣西门来说，这个问题可是头等大事。早上三代，同样的问题也困扰着婴儿期的路易十三，当时，他还只有四岁，就强烈感受到他那作为私生子的同父异母的哥哥——旺多姆公爵，不被允许与他同桌吃饭，或者当他在场之时，这个哥哥必须脱帽。
当亨利四世命令“费费·旺多姆”(2)可以坐在皇太子的餐桌上，且吃饭时可以戴着帽子时，小王子不得不遵命，但却表现得非常无礼。没有任何事比“皇家礼帽”更能生动阐释君权神授的理论与实践了。路易十三九岁那年，他离开家庭女教师的怀抱，改由某位总管教育。
当某个“神圣的”人物在场时，未来国王的老师要一直脱帽。甚至当这位老师对他的学生执行体罚时（老国王和王太后命令他要这么做），这一规矩也不能打破。在这些场合，国王虽则戴着礼帽，屁股却被扒得精光，老师身为奴仆则恭敬地光着头，宛如立于圣坛的圣餐前一样，用桦木条鞭打国王，直到血流出来。
当我们想象这个场景，觉得这事的教育意义真是让人难忘。“不管我们多么粗暴地对待他，君王自有神明安排。”(3)单纯的出身与血统，还不能使他们满足，他们有更高的追求，这在当时的艺术中有非常清晰的表现。国王、王后、贵族、贵妇，喜欢把自己设想为鲁本斯描绘的人物，带有那种隐喻的性格，比如超人般的精力充沛、神一般的健康、英雄般的统治力。
他们情愿被人敲竹杠，只是为了能看见自己出现在范戴克的画像里，画像中的人物是如此文雅、精致，且充满无穷的贵族气质。在舞台上，他们喜欢高乃依笔下的男女主人公，因为那些人物有单纯高大的体格、整体而非凡的一致性，以及对意志和自身的崇拜。
随着时间流逝，他们更严格地要求三一律(4)，因他们渴望在悲剧舞台上看见的并非生活本身，而是修正的、符合规范的生活，在这种生活中，男男女女要成为超过他们实际为人的另一种存在。在民宅设计上，一样鲜明地体现着追求非凡宏伟性的渴望，这在一位名叫安德鲁·马维尔的诗人的一首诗中有所表达，当这位诗人还是个孩子时，正是“红衣主教宫”建设期间，而当他临死时，凡尔赛宫刚刚完工。
万物之中，人为何追逐那不甚匹配的居处？野兽有其合体的洞穴鸟儿筑起等身的小巢被覆低矮屋檐的乌龟也悠然自得于龟壳所有生灵住所莫不量身定做它们绝不爱那空无唯有人类轻浮生者比死者索要更多房屋身在宫殿长廊盘旋此辈难免要迷路要这大理石的地面却有何用？
繁华消歇都成尘土当大理石地面日益流行，圈于其中的淫娃荡妇们的假发花样也日益翻新，她们的鞋后跟也越来越高。踩着高跟鞋蹒跚而行，戴着堆叠着马尾毛的冠冕，当年“伟大的君王”(5)和朝臣们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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