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是悲剧，我们将置身其中；如是喜剧，我们只当旁观。悲剧作者在他创作的人物中植入了自己的情感，在另一方面，读者和观众也同样会对人物产生移情。但在纯粹的喜剧里，剧作者和他创造的人物、观众与他所见的场景之间，并无认同感。
作者看着，评论着，记录着，但只是在喜剧的外部；同样是在喜剧的外部，观众注意着作者所记录的，照作者的评论对人物进行评论，如果喜剧性足够，他们还会开怀大笑。纯粹的喜剧不能行诸久远，这也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伟大的喜剧作家会采用不纯的喜剧形式的原因，他们经常出入于自己剧作的内外；至于观众，在某一刻我们仅仅是看、评论、发笑，但在下一刻，我们被感动，且认同某个人物，而这个人物在几秒钟之前还不过是一个纯粹的客体。
每个可笑的人物都是潜在的埃米尔(1)或巴什基尔采夫(2)；而每一个写作忏悔录或隐私日记的痛苦的作者，只要我们愿意，就能将他们看作笑料。让娜·德·艾格丽斯便属于那种不幸的人物，他们始终招致外界的批评，被当作纯粹的笑料。
然而，这却无碍于她写出忏悔录，试图以其悲惨的遭遇唤起读者真心的同情。但是，当我们阅读这些忏悔文字时，却仍然视这位可怜的女院长为一个喜剧人物，这是因为她首先是一名顶级的演员，作为一名演员，她几乎总是只呈现自己的外部表演，甚至面对自己也在表演。
她的忏悔文字中的那个“我”字其实只是对圣奥古斯丁的拟古，有时她是附魔者的女王，有时她又变成第二个亚维拉的德兰，还有的时候，当她放弃所有的表演，显示出来的不过是一个精明的、暂时严肃的年轻妇人，这个妇人清楚地知道自己是谁，清楚地知道怎样与那些比她更浪漫的人物打交道。
当然，她是绝不想让自己成为一个笑料的，不过她却利用了喜剧作家的所有桥段：从戴着面具突然转为露出荒诞的脸；种种强调和过多的抗议；虔诚的废话——潜意识之下的欲望由此得到天真的粉饰。此外，让娜修女写作自己的忏悔录时并没有考虑到，她的读者也可以从其他渠道得到她所记录的种种事情的相关信息。
因此，从有关格兰第被审判一事的官方记载中，我们知道女院长和其他几名修女曾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产生过悔恨之情，且提出过撤回指控，因为，甚至在她们处于歇斯底里发作的高峰时，她们也清楚这些指控完全是错误的。而在让娜修女的自传里，多的是惯常的那些声明，充斥着虚荣、骄傲、冷漠；而对于她最大的罪孽——系统性的撒谎导致一个无辜的人受审并受火刑——她一字未提。
她甚至没有一处提到，在整个可怕的故事中那唯一可信的插曲：当时她表示了悔恨，当众承认了自己所犯的罪孽。可是再三考虑之后，她还是接受了劳巴特蒙和那些方济会修士玩世不恭的断言：她的忏悔无非是魔鬼的伎俩，她所有的谎言才是福音一般的真理。
对这段插曲的任何描述，即使出于最最维护她的立场，也不可避免地对她这个女作家所描绘的自身受魔鬼迫害、受上帝神奇地拯救的形象产生毁灭性的破坏。当这些奇怪的、悲剧性的事实被她压制，她就选择了让自己成为一个本质上属于虚构的书本人物。
凡此一切，正是喜剧的作料。在让-约瑟夫·绪兰的一生中，他思考、写作，也做了许多愚蠢的、欠妥当的、甚至可笑的事情。但是所有读过他的信、看过他的回忆录的人，都必定会视他为一个本质上悲剧性的人物，他受了很多的苦（虽然古怪，虽然在某种意义上纯属活该），我们对他的苦总是感同身受。
他知道自己是何人，我们也知道他是何人，没有伪装，我们和他本人都看到了他的内心。以“我”的名义写下的这些忏悔文字，永远指称让-约瑟夫本人，永远不会是别的什么更浪漫的人；不像那可怜的女院长，他永远不会成为某个壮观演出中的人物，这些人最后总是机关算尽，秘密暴露，遂将那本来庄严的形象化为笑料，将那本来直率的人生化作闹剧。
绪兰那漫长的悲剧从何处开始，前文我们已经做了叙述。他有着钢铁般的意志，有着达到完美的精神状态的最高理想，对上帝与自然、绝对与相对之间的关系抱持着一些错误的观念，这些观念驱使着一具柔弱的身体，一种无法稳定平衡的性情。
甚至在他抵达卢丹之前，他就是一个病人，在卢丹，虽然努力要缓和其他驱魔人那种过分摩尼教的态度，他本人却因太过密切、强烈地被“根本恶”的理念和表象先入为主，终于成了摩尼教的牺牲品。魔鬼的力量，恰恰源自那些针对他们的阴谋中的暴力；修女和驱魔人的力量，亦来自同样的暴力。
在有组织的附魔事件的影响之下，通常潜伏的一些倾向（诸如放肆、渎神，根据归纳法，它们通常是由某种严苛的宗教信条所招致）急速涌出表面。拉克坦斯和特朗基耶在抽搐中死去，“彼列握紧他们的手和脚”。绪兰亦经历过同样的折磨（这是他自找的），但却活了下来。
在卢丹工作时，绪兰在举行驱魔仪式和抽搐发作的间歇写了很多信。但是除了他那位轻率的朋友德阿第契神父，他没有向别人吐露过自己的心思。冥想、禁欲、净化心灵，这些是他信中的恒常主题，至于魔鬼和他本人受到的考验，他几乎没怎么提及。
“至于你的默祷嘛……”他在写给一名隐居的笔友时，这么写道：“如你所言，你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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