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已经知道她不再为总部工作，因为他在奥尔德斯盖特大街上时讲了那么多话。他对斯劳部门了解多少？是否认为它很重要？如果真是这样，他可要大失所望了。房间另一头还有一扇门。凯瑟琳过去试了一下，本以为会发现它是锁上的，却毫不费力地打开了。
这是套间里的卫生间，有马桶、盥洗池、浴缸。墙上没有镜柜，但螺丝留下了痕迹，还有一块矩形的玉兰色墙漆没怎么褪色，证明这里此前曾有个镜柜。对啊，好吧，她心想，给女孩一面镜子，她就能给自己做一把刀。想必对于洗发水、牙膏管、发胶罐等东西的武器化潜质，囚禁她的人也有类似看法。
因为除了一卷厕纸之外，这里唯一的日用品就是一块还裹着包装纸的免费小香皂。往里面插根发卡，你就能得到一把一次性小刀，她想，但是她没有发卡；也很难想象即便自己真做出一把，会有任何比童子军年纪更大的人想要把它抢走。
卫生间里还有一扇天窗，但也被栅栏封上了，而且反正也够不着。她回到卧室，意识到或许自己应该试着睡一会儿。除了来回踱步、然后变得越来越害怕之外，也没什么别的事可做。但她决定克服一下。一睡觉就会变脆弱。眼下这时候，如果没有其他事要她负责的话，她需要先照顾好自己。
她决定坐下静观其变。消息早晚会传开的。与此同时，她需要继续保持自我：不能醉酒，不能屈服，并在情况允许的范围内，把事情尽量做得井井有条。或许过了半小时，有人来了。凯瑟琳把灯关了，让自己更好地熟悉窗外的景象，但在黑暗中没有产生什么了不起的洞见。
关于肖恩·多诺万，她记得，自己初次见到他那会儿，他的角色是一名联络员，曾和她的前上司查尔斯·帕特纳共同参加过一次会议。当时参会的还有国家安全局的一把手，以及形形色色的大人物——有的来自“走廊尽头”，也就是本地人对议会的称呼；其他人则来自“河对面”，也就是情报部门所在地。
而在那一大帮人当中，只有肖恩·多诺万，在凯瑟琳分发上午的卷宗时直视她的眼睛。一件事牵扯到另一件事。在那些日子里，总归如此。而此刻，她听到有人在摆弄挂锁，猜想可能会是他。但进来的是个陌生人。不是多诺万，也不是另一个军人，而是第三个人：更年轻、很敦实。
他身穿一件原本是白色的短袖衬衫，胳膊上爬满文身；类似图案还从领口探出来，一直延伸到光秃秃的后脑勺上。他手里拿着什么东西——两样东西。其一是那副她在货车里被强迫戴过的手铐，另外那个是一部手机——看起来像凯瑟琳自己的。
“戴上它们。”他晃晃手铐。“我为什么会在这儿？”“女士，戴上手铐。还有这个。”他从后边的裤兜里掏出口塞。“那是我的手机吗？”“是。”他的元音发音很平，她认出来了：北方人。虽然并不精通各地区的口音，但她觉得是西北部而非东北部的口音。
她还发现，作为回应，自己的发音更尖锐了，变得更接近英国广播公司的风格。或许是兰姆传染给她的——这正是他会玩的那种把戏。“你叫什么名字？”她问。“开什么玩笑？”“值得一试嘛。”他说：“我们把手铐戴上，好吧？
”凯瑟琳说：“行吧，既然传统如此。”她交出自己的手腕。然后他俯身向前，在她身后把口塞绕过她的嘴系好。这时她可以闻到他的气味——汗味，没能完全被除臭剂遮住，令人略感不快。他弄完了就后退一步，用凯瑟琳的苹果手机对准她。
她一动不动，被他拍了照；直到他边查看成果边自顾自地点了点头，她还保持着那个姿势。天哪，他以为自己是谁？也许他从她凝视着自己的茫然眼神中觉察到了什么。因为他边给她解开口塞边说：“我就检查一下。”“谢谢你，大卫·贝利。
”“谁？”“没什么。”但从现在起他就是贝利了，这令她感到愉悦。信息，即便是你自己编造出的那些信息，也能提供给你一个把握事态的抓手。他给她解开手铐就离开了，并由外面用挂锁锁上门。她想知道现在几点，估计已经过了午夜，不知他们是否打算给她些吃的。
她并不饿，但要给她吃东西的话，某个人就不得不再回来，或许还能多说上两句……想到不饿，却让她感到口渴。于是她回到卫生间，捧起双手直接从龙头里接水喝。正常情况下，现在她会在哪里呢？在家，很可能已经睡着了。
她经常睡得不太好。有些夜深人静时她会放音乐，不过是很轻柔的那种。即便在最艰难的日子里，酒精也曾帮她模糊掉现实与梦境的边界；而现在，她不得不依赖其他慰藉，而日子从没真正变得顺心过。她一定是打瞌睡了，或正徘徊在半梦半醒间，因为房门打开时的动静吓了她一跳，把她带回了现实，心在狂跳。
她坐起来得太快，感到一阵头晕。这次，是多诺万。起初他没有讲话，而是检查起房间来，就像是她支付了一笔安全保证金，而他正在寻找各种理由不予退还。在他检查时，她仔细观察着他身上有无愧疚的迹象。是有的，她想。
无论发生了什么，至少，这种愧疚让他感到不好受。当他最终看向她时，那双眼睛仍是当他陷入黑暗时的暴风雨蓝。她说：“贝利也没透露什么。”“贝利？”“个人玩笑。”“很高兴看到你在交朋友。我以为你已经放弃友情了。
”“就是因为这个吗？这些年来你对我一直还怀有感情，肖恩？”“你是这么想的？”“我还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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