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弗跳下去大约不到一英尺，就落到了水泥地上，引起的震颤足以提醒浑身上下每一块骨头，他欠尼克·达菲的债只能留待之后再算了。他朝着上方对路易莎喊：“可以。”她跟了下来，更优雅地落地，并立刻用手电筒的光柱将这处空间扫了一遍。
一簇簇蓝色和红色的电缆贴着墙壁上下蜿蜒，消失在地板和天花板处。在空间的中央，一块水泥体上水平安装着一只转轮形把手，看起来像能打开一条下水道。“那是什么？”瑞弗问。“某种排水装置？”“不，我是说你拿着的。
”“一支手电筒。”“我知道是手电筒。为什么是小猪形状的？”“它就是这样的。”“好吧。”“这是我留在车上手套箱里的手电筒，行了吧？早知道我们要来探险，我就会带更合适的装备了。”“有道理，”瑞弗说，“稍微往这里照一下。
”他在墙上发现一个看着就像保险丝盒的东西，外盖被一个金属扣扣住。路易莎稳稳举着光源，瑞弗则使劲扳了扳那金属扣。起初，瑞弗似乎无法战胜它，但最终当它让步后，那个盒盖就一下打开了，露出一个看起来非常原始的旋转拨号电话。
“你还是我？”他问。“你来吧。”他去摘听筒，但手还没碰到，电话就响了。她曾经听说过一个长途徒步旅行者的故事。那时电子阅读器还没有出现，他带着一本小说翻越阿尔卑斯山，为了减轻负担，他每读过一页就把它撕下来扔掉。
这个故事里有很多地方值得一提。为了追求一种无负担的生活，你故事里的每个时刻一旦讲完、立刻就要被抛弃；你的未来安然无恙，不会被过去已逝的一切污染。你会始终停留在第一页。永远不必回头，去重温自己犯的错误。
在这间炎热的房间里，凯瑟琳已经略感神情恍惚，但还没严重到无法理解这是怎么回事的地步。那的确有点像人们所说的“喝醉”的感觉。当然了，他们都是外行，也就是那些在人生当中一天都没真正醉过的人——只醉过一天的人，也不太算得上是醉过。
那瓶酒仍端坐在托盘里，几乎没有被哪个三明治、苹果、燕麦棒及哪瓶水遮蔽。而后面这些东西，都已被她在精神层面丢弃了。窗外的天色告诉她，自从她来到街面上，听见那句幽灵的低语：“凯瑟琳？”已经过去整整一天。大多数事情都是如此，本来这一整出闹剧借由微小的调整就可避免。
如果在肖恩·多诺万现身的那一刻，她能像任何出色的间谍都会做的那样，转过身，然后径直回到斯劳屋，就不会出这种事了。只要她和查尔斯·帕特纳说一声，整个安全局都会立即行动起来。这就是同“一把手”关系亲近的好处。
当你们之间存在信任时，一句话就能把事情搞定。只是，查尔斯·帕特纳已经死了，在浴缸里清空了自己的脑袋。她现在的老板是杰克逊·兰姆，而要鼓动他采取行动，需要的可不只是信任。她已经在精神层面丢弃了水、燕麦棒、苹果和三明治，因为这不是属于它们的斗争。
在这场房间控制权的争夺战里，唯有她自己和那瓶酒。出于某种原因，酒已不在托盘上，而是设法飘移过了他们之间的距离，就像恐怖片中令人毛骨悚然的傀儡，此刻正依偎在她的掌心里。好吧，没关系。如果要发生一场争夺战，那就难怪她始终紧紧控制着自己；她也同样紧紧攥着那瓶酒，凸显出他们之间本质的共生关系。
那只酒瓶里装着通向她人生过往的钥匙；只需拧开瓶盖、倒出内容物，就能将她试图丢弃的所有那些书页，再一一重读。当然了，要让她达成此事，酒瓶就得放弃自己的前途——化作区区一只空容器而已。但那正是“依赖共生”的本质：你们其中一个必须死——看看查尔斯·帕特纳。
她坐在床上，背靠着墙。那只酒瓶拿在手里很舒服，轮廓被塑得很趁手，瓶盖上的封条是如此脆弱，非常易于拧开……在杰克逊·兰姆办公室里的那些傍晚，看着他灌下一瓶瓶比这多得多的酒——那本应该是更严峻的考验。结果此时此地，她却要独自面对失足堕落的危险。
它正越发显得不那么像是堕落，而只是一种放松；忘掉那些她为让自己相信改变而付出的努力吧，做回一直以来的自己。这也不是太严重的背叛，对吗？她歪着头听了听，仿佛期待着那些声音回来，在她耳畔悄声说出那个答案。
但是什么也没出现。远处有辆汽车在某处换了个挡，仅此而已。房间里似乎又暗了一层。不过在傍晚此时，房间里总会越来越暗。其中也没什么值得研读的内容，只是又一个可被撕下、扔掉的瞬间。几乎是下意识地，凯瑟琳拧开瓶盖，撕破了封条。
那个声音经过电子化处理，听起来像是垃圾桶发出的语音。“把你的安全局工作证举到你前面。”“我看不到摄像头。”瑞弗说。“你不需要看到摄像头。摄像头能看见你。”路易莎在他身后翻了个白眼。于是瑞弗摸出自己的工作证，把它举到眼睛的高度。
虽然听筒贴在耳朵上，这感觉还是像一场同幽灵的对话。还是那个电子化的单调声音，念了一遍他的安全局工号。“好吧，”瑞弗说，“我相信你了。是有个摄像头。”“你的证件没带生物识别。”“对，他们还没抽出时间来给我们更新。
”或者永远不会。“瑞弗·卡特怀特，”那个声音说，“现在轮到那个女人。”瑞弗挪到一边，仍旧举着听筒，路易莎就把她的工作证冲电话上方空荡荡的空间亮了亮。在瑞弗耳朵里，那个声音又重复了一遍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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