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吧毗邻大波特兰街，她记得自己此前来过一次，是为一个名叫迪特尔·赫斯的特工守灵。仪式上说着惯常的虔诚话语，而真相却是，就像多数双面间谍一样，只要你扔出一张十英镑钞票，就知道自己能在多大程度上相信这个男人：钞票落地之处，必有他在等待。
但那正是野兽的天性。一名间谍投射的阴影，如同一株智利南洋杉般令人无从下手；你就算听一名间谍描述昨日的天气，都有可能头晕目眩。戴安娜·泰维纳喝着尊尼获加黑方威士忌——一种特殊场合喝的酒，并正在试图搞清这个场合到底有多特殊。
毋庸置疑，英格丽德女爵已经听到了一枚便士落地的动静。而她在听到之后能否及时出手、趁那枚便士弹起时接住它，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如果她接住了，泰维纳的职业生涯很可能就会止步于本周。躲在角落里密谋和煽风点火是一回事——那只是办公室政治的常态；但真去推动齿轮转起来，就相当于宣战了。
而面对像英格丽德女爵这样的劲敌，你唯一能打赢的战争，就是那种在发令枪响之前就已结束的。但这次机会太难得了，实在不容错过……她小口慢品着，试图忽略不可避免地被酒精激起的、对香烟突然产生的渴望。就在此刻、在伦敦地壳之下的某个地方，肖恩·多诺万正在追寻那份不仅能将英格丽德·蒂尔尼请下她的权力宝座，还可能令她受审和坐牢的证据。
几乎可以肯定，证据就藏在那些历史文档之中：她清楚英格丽德女爵的思维方式是怎样的。英格丽德有一种委员会上的聪明、会议室里的智慧；而最根本的，她会像一名公务员那样思考。但其实她本该意识到，当周围都是公务员时，这种思考方式就成了某种负累。
将某些档案沉入一次档案海啸的波涛，看似绝对是个无须多想的决定，因为总是有档案源源不断，总是有档案层出不穷。对于每名公务员而言，这无异于救命稻草，却也是最终的溃败。因为总是有预算要平衡，有第三方要安抚；总是有航班计划和请购单；总是有弃权书、合同、保证书。
一旦出了事，若在法规之外，你就需要用书面文件来掩盖、弥补；若在法规之内，你也需要签发加班条。而且所有书面文件都必须一式三份，签上名，再复印存档；以免万一有朝一日，你被要求为一些自己不记得参与过的行动负责…
…同任何机构一样，文书工作才是安全局的运转之道。是文书工作而不是发条的工作，在让齿轮持续旋转。而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是因为还没人想出一个有说服力的办法，能让它停下来；或是办法的说服力还不足以说服一名公务员。
这些人都是出了名的墨守成规，并只能展现出如走廊中的犀牛般的灵活性。所以说，证据就在那里，在最近被转移到一处离线安全站点的那些信息里。虽然毫无疑问，过去这几年来戴安娜在任何时候都可以亲自去挖掘它；但那样一来就会令她置于她眼下正令多诺万面临的风险中…
…此外，泄露的证据可能会引发一场粉饰真相的行动；或是一场特别调查委员会，反正他们也知道了；无可避免的调查将会聚焦在泄密者的身上，而非被泄露的内容。最近发生的几起吹哨人事件都已成为实实在在的教训，佐证了一个效应：他们或许是互联网一代的偶像无疑，但要让戴安娜·泰维纳把自己藏在某个大使馆的包厢里，或是在外国的首都勉强维生，她可看不到自己的未来在哪儿。
不，如果那份证据是经由他人的运作浮出水面的，那就能够允许她带着惊惧，眼睁睁地看着安全局领袖人物的腐败被揭露；再为一名已经吓懵的大臣奉上自己的支持；然后谦虚地接受一个守护者的角色，直到尘埃落定……如果她想对抗英格丽德·蒂尔尼，就必须另辟蹊径。
那就意味着利用像肖恩·多诺万这样的人，她是可以信任他的，因为他是个军人而非间谍，对于忠诚他们持有不同的看法：而在多诺万的观念里，它包含了向伤害过自己的安全局复仇。当然了，如果让他发现，应该为此事负责的正是泰维纳本人，事情可就尴尬了…
…她喝完了杯中酒，考虑着自己眼下的选择，然后确定也别无他法。自己唯一能做的就是再来一杯。她没等多久就得到了回应，因为调酒师是男性。当这种情况不再发生——戴安娜不知道她该怎么办，当这种情况不再发生的话。
那就像在思考死亡。当他倒酒时，她向酒吧内环顾，然后在附近的一面镜子中注意到了自己的倒影，并惊恐地看到自己的栗色秀发间出现了一道看似灰条纹的东西……原来是光线引起的错觉，谢天谢地，但它也强调了她目前的处境：时间在不顾一切地流逝，必须抓住机会。
宁可在烈焰中倒下，也好过怯懦地消失。想着所有这些的时候，她没有对角落里的一个人影给予应有的注意；那是个体面的男人——甚至可谓光鲜时髦，深色头发从高高的额头向后梳去，还有一双棕色眼睛。他在面前展开一份报纸，装作正在研读的样子，但他最主要还是在观察戴安娜·泰维纳。
“我说了我会用短路发动汽车。”“你也没说是公交车。”兰姆说。何将那座小门廊弄成了一堆木柴，并在原先正门的位置撞出一个相当大的窟窿。考虑到他冲过来时的车速，已经足以证明这辆美好的老伦敦公交车的耐用度，以及这栋房屋建造者欠佳的手艺。
门厅里到处散落着砖块、碎玻璃和木头碎屑，一部分门框倒在贝利的后背上。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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