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那无根无基、无本无源的漂泊中，亲手栽下一份依靠。即便如此，我仍然心有疑虑。从字典里随意挑一个词语作为自己的姓氏，在我看来总有点儿自欺欺人、幼稚无知之嫌，还有点儿矫揉造作的感觉。几年以来，我一直在私下里讥讽我的同龄人中那些假装很懂艺术的左派嬉皮士们，觉得他们为自己杜撰出来的名字很是可笑。
但我并没有因此而放弃，我向几个好友透露了我的决定，让他们用新姓氏称呼我，好让我试试使用新姓氏的感觉。我进行了一次公路旅行，每每碰到要在旅客登记表上签字的情况时，我都会用微微颤抖的手写下“谢莉尔·斯特雷德”这个名字，心中泛起一丝隐隐的愧疚感，好像我在伪造支票似的。
等到我和保罗决定申请离婚的时候，我已经接受了自己的新姓氏，于是毫不犹豫地在那条空白的横线处填下了我的新名字。但其他的横线却让我有些踟蹰不定了，那无数条需要我签名的空白横线，终将把我的婚姻一步步推向终结。
我带着几丝犹豫和不安，在这些地方签了字。离婚其实并不是我真心想要的，而婚姻也不是我心所愿。我觉得，与保罗离婚的决定固然是正确的，但与此同时，我也觉得我这是在亲手摧毁我所拥有的最珍贵的东西。我无法在二者之间做出权衡，当时，那场婚姻于我，就像我在步道上碰到公牛后的情形一样：这公牛有可能在前，也有可能在后。
于是，我一咬牙，朝着我未曾涉足的方向，踏上了征途。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的那天是个4月天，明尼苏达州下了场雪，大片大片的雪花打着旋儿从天空直降而下，将整座城市都笼罩在奇幻之中。我俩的对面坐着一个叫薇儿的女人，她是我俩的一个熟人，也碰巧是我俩的公证人。
我们坐在她位于市中心的办公室中，透过大大的窗户望着雪景，强颜欢笑地时而打打趣。我之前只和薇儿见过几面，对她的事情只是略知一二，对她的印象也模模糊糊的。她很可爱，说话直爽，身材娇小玲珑得让人难以置信。她至少要比我俩大10岁，留着1英寸长的金黄色短发，面前垂下一缕染成粉色的长头发，像一只小小的翅膀一样盖在她的眼睛上。
她的双耳耳郭上戴满了银耳环，五颜六色的文身像衣袖一样布满她的双臂。闹市区一间带有大窗户的办公室、一份体面的工作，外加一纸公证人资格，这些东西和她的打扮似乎有些格格不入。我们之所以选她为我们公证，是因为我俩想让离婚程序简单一些。
我们想要故作轻松，想要自欺欺人地告诉自己我们还算是温柔善良的好人，六年前我们对彼此发出的誓言仍是真心的。几周之前，我俩在我的住处下定决心要申请离婚，喝到微醉时，我们问彼此：“结婚时发的誓还记得吗？”“找到啦！
”我在纸堆里翻了一通，终于找到了我俩亲笔写下的结婚誓言——三张用订书钉订起来的褪了色的纸。我们还为这誓言起了个名字：“雏菊盛开之日”。“雏菊盛开之日！”我大声嚷道。我俩笑得前仰后合，笑曾经的我们多么稚嫩。
然后，我把结婚誓言重新放回了纸堆的顶上，因为我无法再读下去了。我俩结婚的时候太青涩了，这决定让大家都吃了一惊，连我们的父母都问我们，为什么不能同居，非要结婚不可呢。但我们怎么能满足于同居呢？虽然那时我才19岁，保罗才21岁，但我俩爱得那样轰轰烈烈、死去活来。
我们相信，必须做出点儿疯狂的事情，才能证明我们俩疯狂的爱情。因此，我俩便做了想象所及的最疯狂的事情——结婚。但即使是到了婚后，我们也并没有夫妻的感觉：我俩虽然都相信一夫一妻制，但却都没有安安稳稳过日子的意思。
我们把自行车装进箱子里，把箱子寄到了爱尔兰，一个月后，我在那里度过了20岁生日。我们在爱尔兰的戈尔韦租了一间公寓，然后又转念搬到了都柏林，双双在餐馆找到了服务生的工作。保罗的工作地点是一家比萨店，我则是在一家素食咖啡厅。
四个月后，我俩搬到了伦敦，一贫如洗的我们，竟在人行道上拾起了硬币。最后，我俩回到家乡，不久后，母亲撒手人寰，而我俩的所作所为，则一步一步地把我们推到了薇儿的办公室中。我和保罗在桌下攥紧了彼此的手，看着薇儿有板有眼地检查着我俩的离婚文件。
她一张接一张地查看着文件，一直把五六十页文件全部浏览完毕，以保证我俩没有犯什么错误。看着她，我突然萌生了一股忠贞之感，仿佛我和保罗同在一条战线，要共同迎击她可能指出的问题，仿佛我俩正在申请的，不是分手离散，而是一生相守。
终于，她对我们说：“看上去没有什么问题。”对我们默默一笑后，她用比刚才还快的速度又浏览了一遍文件，时而用她巨大的公证人印章盖在纸上，时而把几页文件从桌子那头推给我们签字。“我爱他。”接近尾声时我突然脱口而出，眼里噙满了泪水。
我本想把袖子卷起来，想用新刺的马形文身上盖着的方形纱布向薇儿证明，但我只是语无伦次地继续说了下去，“我是说，我们离婚不是因为缺少爱情。我爱他，他也爱我……”我看看保罗，希望他能表示同意，等待着他也向我表示他的爱意，但他只是缄口不言。
于是我又一次开口，“我告诉你，是因为我不想让你误会。”“我明白。”薇儿说着，用手把那一缕粉色的头发从眼前拨开。我看到她紧张地将目光从文件上移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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